徐爱与王守仁探讨王通、韩愈之优劣，这也是两人的南下旅程中一段极富启发意义的对话。臧否名人是人类永恒的社交语言，属于群居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内容之一，以极其微妙的方式调整着我们每个人内心深处的归属感。
“君子不党”是一个古老的儒家命题，它意味着君子应当凭借理性和修养来扭转自己身上那种渴望拉帮结伙的低级天性，依自己的主见行事，而不去逢迎某个正式或非正式的团体。
这是一件很难的事。
今天每一个读过小学的人都会存留这样的记忆：小孩子在人际关系上的表现比成年人更接近本真，换言之，更加“野蛮”。他们用来打击同伴的最有力也最常用的武器就是拉拢全班同学来孤立他，譬如“我们都不要和某某说话”。相应地，处于弱势的孩子总要竭力避免被孤立，为此他们会做一些很不情愿的事情，而那些本来持无所谓态度的同学仅仅为了和大多数人保持一致，便往往甘于变身为被孤立者的敌人。
这是人类的天性。作为群居动物，我们总喜欢拉帮结伙，不能忍受孤独的境地。
君子虽然“不党”，但正是通过“不党”将自己确立为君子群体中的一员，以“君子之交淡若水”的方式在君子的小团体里彼此交往。无论我们是君子还是小人，无论我们是怎样的人，总需要使自己的归属欲望得到满足。而只有当终极的归属目标被视为天经地义的时候，我们才能真正享受到归属感带来的愉悦和慰藉。
人类历史上出现过很多终极的归属目标，诸如国家、阶级、宗教……“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人们因此归属于无产阶级，于是，同属于无产阶级阵营的外国人对他们而言更亲于本国的资产阶级同胞。“国家利益高于一切”，人们因此归属于祖国，于是，另一阶级的同胞对他们而言更亲于与他们同一阶级的外国人。“我们都是上帝的子民”，人们因此归属于天主教，罗马教廷于他们而言超越祖国政府，他们全然不惜为教会而背叛祖国。当然也有一些特例，譬如托马斯·潘恩，他真的将“我的国家是世界，我的宗教是行善”这样的人生哲学奉行到底，也因此他的遭际不是绝大多数人所能承受的。
那么，谁的天经地义才是真正的天经地义呢？出于谨言慎行的考虑，我当然会毫不犹豫地支持国家至上论。当然，无论如何，我们对终极归属感的渴求确实是天经地义的。
当君子们标榜“君子不党”的时候，总是蕴含着这样的言外之意：
1.只有小人才喜欢结党，喜欢扎堆抱团。
2.小人是一种可鄙的生物。
3.我们一定要把自己装扮成与小人相反（至少是不同）的样子，使自己能够便捷有效地区别于小人团伙。
虚荣心，或者说攀比心，在其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如果可以在这里套用经济学概念的话，我愿意说“君子不党”是一种精神层面的炫耀性消费。
任何人类社会都会形成自然分层，强者为首，次强者为爪牙，弱者垫底，社会金字塔就这样赫然成形。上层人士永远力图使自己与下层形成一目了然的区别，无论在穿着打扮、言谈举止甚或一切重要的行为模式上都在向下层标榜这样一种高高在上的姿态：“我不属于你们！”
“属于”与“不属于”貌似相反，其实一并强化着每个人心底或隐或现的归属意识，而后者较之前者具有更多一些的文明意味。人的年龄越小，本真的色彩则越浓，所以在小孩子身上尤其表现出扎堆抱团的特点——如果“同学们都怎样怎样”而自己不能怎样怎样的时候，他们不仅会痛苦，甚至会恐惧。于是他们会喜欢同样的打扮，迷恋同样的明星，喜欢同一本书。在商家的眼里，这是一个何等理想的巨大市场啊。手机市场就是一个典型，学生党追求一致性，“同学都有，我也要有”，而成年且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即便真的喜欢街机的款式和功能，往往也会果断舍弃，另选一个相对小众的型号。
在更加深刻的意义上，归属感其实影响着我们的平等观念。“属于”使我们顽固地追求平等，以一种近乎病态的执拗想要和他人保持一致；“不属于”使我们顽固地追求不平等，刻意与他人有所区别或疏离。换言之，我们确实有追求平等的天性，但同样有追求不平等的天性。当我们试图对一些所谓的自然权利寻求普世认可的时候，其实不可能提出任何足以自圆其说的理据，最多不过是在所有人的归属感的两极之间找一个最大公约数罢了。
儒家主张“君子不党”，归根结底只是说君子不可以像小人那样结党营私，“党”的问题，即归属感的问题，始终都要解决，这毕竟是人性使然。所以欧阳修写有《朋党论》，界分小人之党与君子之党，认为后者非但无可厚非，反而应该大加鼓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