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想谈一个衍生话题。人们往往会将阳明心学的传播与明朝的资本主义萌芽挂钩，将前者带来的思想解放视为后者的一个意识形态基础。但是，这个问题本身或许并不成立。
明朝如果未遭蛮族的终结，会不会自然发展出资本主义？
这是一个数十年来耳熟能详的老问题。问题之所以成立，是因为明朝确乎出现了西方资本主义初期所具有的一些特质，譬如大规模的雇佣生产、市民阶级兴起、市民意识提升以及商品经济大行其道，等等，所有这些特质被笼统地称为资本主义萌芽。萌芽当然可以成长为参天大树，倘若没有蛮族入侵的话。
今天人们可以因此获得一个寄托归属感的目标（明朝），以及一个发泄负面情绪的靶子（清朝）。既然如此关乎心态，对这个问题的关注度自然经久不衰，只不过表面现象相似并不意味着本质相似，因此也不意味着发展趋势上相似。
资本主义诞生于与中华文明绝不相同的土壤，那一片土壤的关键词是分立与制衡。
那里的政权与教权并驾齐驱，此消彼长。政权属于真正意义上的封建制：普天之下，绝大部分土地皆非王土；率土之滨，绝大多数臣民皆非王臣。城市可以自治，有着悍然拒绝国王和教皇干涉的气魄，其内部则往往以共和体制实现着制衡与共享的精义。在这样的土壤里，所谓“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并不算得一句如何非凡的话，因为国王确乎没有集权者的权力，但这句话若在中国传统下换作“风能进，雨能进，皇帝不能进”，甚或“风能进，雨能进，地方官不能进”，非但是十足的惊世骇俗，更是彻底的大逆不道。
明朝皇帝怠政确实导致自发秩序呈现出一定程度上欣欣向荣的模样，但谁能保证皇帝会一直怠政下去并将怠政的基因代代相传以至永久呢？而就在皇帝怠政的年景里，集权的格局其实并未松动过。大一统的传统下不可能诞生资本主义，正如沸水里不能养鱼一样。
明朝所谓的资本主义萌芽，归根结底不过是出现了一些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相似的表象，既与资本主义无涉，也不是什么萌芽。我们看到蝉蜕皮，谁能据此断言它将成长为一条蛇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