诏狱是一个没有规则的世界，人被关在里边，也许一二日，也许几十年，一切视皇帝的心情而定。皇帝心情好也未必就是好事，因为他心情一好，也许就把诏狱里的人犯抛诸脑后了，不知道何年何月才能想起来。当然，在正德元年（1506年），所谓皇帝的心情，其实已换作刘瑾的心情了。
刘瑾心情大恶，觉得诏狱既不足以泄愤，亦不足以立威，于是不多日便将王守仁等人从狱中提了出来，狠狠地打了一顿廷杖。
所谓廷杖，就是皇帝在发怒的时候着人用棍棒责打大臣。廷杖虽然在中国历史上由来已久，但通常只是皇帝在盛怒之下偶尔为之，只有到了明朝才成为制度。
明代开国，是一个帮派组织变身为一国政府，帮派大哥变身为帝国领袖，帮派色彩和江湖习气贯穿明代始终，廷杖即是一例。在常规的政府流程里，大臣有罪，自有一套法律程序来审判、定罪、处罚，是谓“国有国法”，廷杖却是皇帝的私刑。虽然在“家天下”的时代，皇帝也会有自己的家法，而这私刑却连“家有家规”都称不上，因为它没有任何规则，只凭皇帝一时的心情。简言之，只要皇帝对谁不高兴了，当场就可以对他廷杖伺候，轻重随心。
然而儒家政治强调礼义。礼，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民；义，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统治阶层）对后者相对无感，小人（庶民阶层）对前者相对无感；如果刑罚所击中的是君子的疼痛感与小人的羞耻感，那么这样的刑罚无论其是否公平、是否合乎道德准则，首先就因为缺乏实质意义上的功效而丧失了存在的意义。
君子在意的是脸面，是那些在小人看来毫无实际益处的虚名。以“好死不如赖活着”为人生观的人无法理解“士可杀，不可辱”的信条。惩罚君子，适度地使他知羞即可，永远不可不留余地地剥夺他的尊严。在汉朝人看来，秦朝就是一个完美的反面范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家精神彻底败坏了道德风气；王公大臣和庶民百姓接受同样的刑罚，以至于前者的道德操守迅速降低到后者的程度。“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管子·牧民》），二世而亡的秦朝以惨痛的代价印证了这句箴言是何等正确。
汉代将这一问题分析得最为透彻的莫过于贾谊，他的意见大致可以归纳为两点：
1.一个和谐的社会必须具备稳定而繁复的层级结构。社会阶层愈多，底层和上层的间距愈大，上层就越发体现出尊贵感，下层就越发萌生出敬畏心。
2.对于由上至下的各个社会阶层，约束手段是从礼到法的过渡，较高的社会等级理当享有较多的政治特权，如此整个社会的尊卑秩序才不会紊乱。（《新书·阶级》）
贾谊这篇文章题为《阶级》，题目是今天“阶级”一词的语源所在。贾谊之所谓阶级，是将社会层级比作殿堂建筑。古人修建宫殿，是先在平地上筑起台基，再于台基上修建殿堂，所以要想走进殿堂必须拾级而上，整个过程是一级一级登高的过程。天子正如殿堂，高高在上以显尊崇，设若不筑台基，直接将殿堂建在平地上，那么殿堂的尊崇感也就**然无存了。
要保障殿堂的尊崇感，就必须使每一级台阶都具备与其高度相应的尊崇感才行。贾谊以“欲投鼠而忌器”这句俗谚说明，在社会功能的意义上，对违法乱纪的上层人士施加惩罚时必须有所顾忌才行，因为若伤害了他们的体面，势必会连带着伤害天子的体面；如果将上层阶级与下层阶级同罪同罚，这就等于殿堂没有了台基，直接就坐落在平地上了；更何况对于士大夫阶层，只有以礼相待，充分顾全他们的体面，才能够有效地激励他们保持节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