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在两年后递交了辞呈,未等批准,便带着全家人再次回南。母亲购买了许多北京特产,如梅花点舌丹、紫金锭等名药,以及宫制绢花等手工艺品。父亲还带了他特别喜欢的那只黄白色狮子猫,藏在一只纸篓里,跟着他们坐了火车,又坐渡轮。
在去车站时,杨绛碰到了小学同学,心里很惆怅。她懵懂地意识到,自己再也不能和她们一起玩耍,再也不能跟姐姐一同坐包车上学,也不用再抱怨骆驼走过沙土路扬起的漫天灰尘,听不到那“叮咚叮咚”的驼铃声了。随着她靠近车站,老北京的景象渐渐远去。
火车抵达天津,一家人住了两天客栈,才搭上一艘叫“新铭”的海轮。
船从浅海渐渐驶进深海,海水的颜色也由黄渐渐变蓝,再随着夜色变成深黑色。轮船行驶在苍茫的夜色中,海风轻柔地吹着,海浪涌起又落下,船舱里的人沉浸在各自的美梦中,颇有一番“满船清梦压星河”的意蕴。
黎明前,杨绛被三姐叫醒,一同看日出。她们看着海天一线处,渐渐升起朝阳。朝阳倒映在海上,远远地看去,先是两个半圆,再是两个整圆,然后分开。太阳的颜色也由深红变成金红,最后一跃而出,极为壮观。杨绛那时不会形容,就是觉得“好看极了”。壮丽的日出,缓解了旅途的疲惫。
又过了两三天,轮船到达上海,又换了小拖船。父亲带着的小猫咪可以出来透气了,“喵喵”地叫着,逗得全家人不停发笑。父亲特别喜欢猫,杨绛长大后,体态娇小,父亲戏谑:“猫以矮脚短身者为良。”
上次回南,杨绛还是个婴儿,对江南没什么印象。这次,她觉着到了一个新天地。北京是粗犷而雄厚的,江南却细腻温婉。
江南人家大多枕水而居。父母预先在无锡的沙巷租了一套房子,这套房子,不用出门,就有一座石桥。
杨绛经常站在桥上,看船只来来往往。透过迷蒙的烟雾,桥上一个女孩悄然而立,桥下船只穿梭、鱼虾嬉戏。桥的这头,是一方小天地;桥的那头,是一个大世界。小女孩在桥上看风景,不知有没有哪个少年,在窗前望着她呢?
江南人家喜欢吃一道菜,把小虾从河里捞上来,洗净,浇上葱、姜、酱油,扣上碗,再掀开,直接下肚。杨绛胆小,没吃过。不知是河水不干净,还是虾子不干净,父亲杨荫杭病了,还很严重。母亲在父亲床前日夜照顾,大姐也从上海启明女子中学回来帮忙照看。
父亲只信西医,当时,无锡却只有一位西医。他抽取父亲的血,前后两次送去上海化验,折腾半个月,才化验出来是伤寒。这时,母亲已偷偷请过一个中医,把脉后便知道是伤寒。伤寒在那时是重症,很难治好,父亲接连几个星期高烧不退,神志几近昏迷。
母亲询问那个很有名的中医,他拒绝开方子。亲友们来看望,也不停感叹。母亲不愿放弃,父亲的好友华实甫先生也前来探望,他本身就是一位有名望的中医。母亲含泪恳求,华先生开了药方。没想到,父亲真的退烧了,危机就此度过。
母亲对父亲的悉心照料深深地影响了杨绛,也帮助塑造了她的家庭观和婚姻观,所以才会有后来其乐融融的“我们仨”。
不久,大姐回家,带了杨绛和三姐去上海启明学校上学。这时杨绛已在沙巷口大王庙小学就读了半个月,她一心想受到更好的教育,便不怕离家。
离家前,她还是忍不住哭了,眼泪簌簌地流。一想到要离开母亲,她就越发伤心。她记得,以前在北京过冬时,母亲常常点着一盏昏黄的洋灯,迎着寒风,去后院给她取棉衣。这次,母亲给了她一块崭新的银圆,她第一次有了自己的钱。大姐送她一块红绣花棉纱手绢,她一并仔细收藏。
少女时代,总是欢乐中夹杂着懵懂的忧愁。每次回想,就像翻看泛黄的老照片一般,每一帧记忆,都是一个故事。那些欢乐和烦恼,成年后只能感慨,却不能再真切地体验一回了。
带着几分留恋、几分不舍,杨绛去往了上海启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