赠予杨季康，绝无仅有地结合了各不相容的三者：妻子、情人、朋友。
杨绛却说，那谈不上是对她的称赞，而是生活中的真实感受。她认为，夫妻间最重要的关系是朋友关系，夫妻应该是一生的朋友，即使不是知心朋友，也该是能做伴侣的朋友，或者是懂得相互尊重的伴侣。情人而非朋友，关系不能长久延续；夫妻而不够朋友，最后也会分道扬镳。
这些道理，对于现今时代的爱情和婚姻，同样非常具有启示意义。
很多年后，杨绛在读到一本外国传记时，看到这么几句话，就顺便读给钱锺书听：
我见到她之前，从未想到要结婚；我娶了她几十年，从未后悔娶她，也未想过要娶别的女人。
钱锺书听后说：“我和他一样。”
杨绛说：“我也一样。”
爱情从来都不是容易的事情，越是艰难困苦，越能验出真心。但若不是发自内心地理解、支持和欣赏对方，真心也持续不了太长时间。
《围城》最初连载在《文艺月刊》杂志上，1947年由上海晨光出版社发行单行本。它在收获好评的同时，也受到很多非议，有人说它是“香粉铺”和“活春宫”。
徐鸿宝老先生曾称赞钱锺书：“像钱锺书这样的人才，二三百年才出一个。”因才名远播，抗日战争胜利后，有多家单位邀请钱锺书前往就职。他曾在国立中央图书馆任英文总纂，而郑振铎是中文总纂。暨南大学迁回上海后，钱锺书又应文学院院长刘大杰的聘请，兼任外文系教授。
杨绛也在震旦女子文理学院教授英国小说课程。两人都有了固定收入，生活条件得以改善，也可以更好地照顾正在长身体的圆圆。
1949年的春天，钱锺书和杨绛终于抽出时间去杭州旅游，寄情于山水间。他们一同游览了灵隐寺、西泠印社、中山公园以及西湖上的一些景点，虽然只有短短四天，心情却很愉悦。这是他们走出苦难后的第一次结伴同游，幸福程度不亚于度蜜月。
日子渐渐好起来了，杨绛的身体却出了问题。她总觉得疲乏，体重每个月都在掉，也没什么精气神。钱锺书带她到医院检查，医生也查不出病因。
后来，上海解放了，清华大学的吴晗先生前来上海招聘。钱锺书心想，也许换个地方，杨绛的身体就会好转，便和杨绛一同应聘到母校的外文系教书。
一家三口踏着新气象，即将回到阔别很久的清华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