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的时代里，个人正如一叶扁舟，唯有随波逐流，偶尔讽刺、同情，但人也只能平静地一步步走向坟墓而已。命运于此，并不是一个悲剧，不过是巨大的讽刺。
——杨绛《干校六记》
经历了诸多风雨后，天空依然阴云密布，一场更为严重的浩劫将要来临。那是1966年8月，“**”爆发，杨绛和钱锺书先后被揪出，成为“牛鬼蛇神”。
杨绛清楚地记得，她是1966年8月7日被揪出来的。
她被分配去打扫两间女厕所。每天，她带着小刀、铲子、肥皂和去污液，以及自己拿毛竹和布条扎成的拖把，前去清扫女厕。不到十天，原本脏污的厕所就被她收拾得清洁如新。她做事十分仔细，先用小铲子一点点地刮去厕所瓷砖上的污垢，再用肥皂和去污粉一遍遍地刷洗，厕所和洗手池就这样变得洁白光亮。去上厕所的许多女同事见到如此情形，都对杨绛敬重起来。
杨绛还定时打开厕所的窗子，透风通气，厕所里一点儿味道也没有。有时，为了躲避革命小将，她就把厕所当成暂时的“避风港”。
令她心痛的是，在一次陪斗中，她被迫交出了辛辛苦苦翻译的《堂吉诃德》稿件，并且没留底稿。所有心血付之东流，她宁愿去做艰苦的劳动，也不愿翻译的书稿被没收。
那晚，她还被剃去一半头发，成了“阴阳头”。钱锺书看到后，特别焦急，担心她该如何出门。杨绛却没有惊慌，她苦思很久，终于想出个办法：她找出钱瑗之前剪下的两条粗辫子，把一缕缕头发缝在钱锺书的帽子上，做成了一顶假发。假发戴在头上，能够出门了，可在炎热的夏天不透气，闷热不堪。而且，杨绛戴着假发，常常被认出来。在公交车上，她被喝问，只好中途下车，并且在之后的一年内只靠两条腿走路。
小孩子们眼尖地盯着她看，看见她的假发就伸手揪。卖菜的大妈也盯着她问东问西。杨绛觉得那时的自己简直是一只过街老鼠。
钱锺书也没逃过厄运，在杨绛之后被揪出。
他被人在头上剃出一个十字形状，杨绛用剃刀帮他剃了光头，他才得以出门。两人经常被拉去批斗和陪斗，头戴尖顶高帽，还有人拿着皮带抽他们，并把唾沫和鼻涕抹在他们身上。批斗完，他们还被勒令脱去鞋袜，排队弯着腰，后面的人扶住前面人的腰，绕着院里的花栏跑圈，如果有谁停了或者直起了身子，就会遭受鞭打。
有一次，杨绛被揪到千人大会上接受批斗，原因是她在钱锺书的大字报上贴小字报，为钱锺书辩驳。
革命群众问她：“给钱锺书通风报信的是谁？”
“是我。”杨绛回答。
又问：“打着手电贴小字报的是谁？”
“是我。为的是提供线索，让同志们据实调查。”杨绛继续承认。
她爽快地承认小字报是自己所贴，并依旧为钱锺书辩驳。革命群众被惹恼，给了她一根棒槌和一面铜锣，让她敲打。杨绛满腔怒气无处发泄，便用力地敲打。革命群众更加气愤，便让她头戴高帽，脖挂木板，拿着铜锣，先去人群集中的食堂，再去学部各个大道游街。革命群众让她走几步就敲一下锣，还必须喊出：“我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一向文弱的杨绛大声地喊着，以这种方式宣泄着心中的愤怒。
杨绛在后来回忆，当时他们给自己做好木牌，上面用工楷写上各自的罪名，再穿上绳子，挂在胸前。他们相互看着对方的木牌，好像在鉴赏什么物件一样，也好像爱丽丝在梦游仙境一样。
也只有习惯了苦中作乐的他们，才会把这样的情形与仙境联系在一起。
杨绛和钱锺书被揪出后，存款被冻结，工资停发，每个月只发若干元生活费。钱瑗属于革命群众，工资照常。她十分担心父母，想要回家探望，却需要先写好大字报和父母划清界限，贴在墙上，才敢回家。见到父母，她也并不说话，只是沉默地给母亲缝制了一件睡衣，给父亲一颗颗地剥好自己带来的糖果。
这样的日子，苦不堪言。但杨绛始终相信，人性是不会泯灭的，乌云总是镶着金边。他们在等待，等待混乱的日子结束，等待着光明的重新到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