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能够凝练成一颗石子，潜伏见底，让时光像水一般在身上湍急而过，自己只知身在水中，不觉水流。
——杨绛
一间雅洁的房屋有着灰色的水泥地、白色的粉刷墙，两张长桌横放在墙壁两侧，桌子上是随意堆放的书籍，两位戴着眼镜的老人坐在桌前，静静地读书写作。
这该是怎样温馨的场景？
钱锺书和杨绛就这样每天各据一方小天地，辛勤耕耘。
新中国成立后，从上海搬至北京的途中，钱锺书弄丢了长篇小说《百合心》的手稿，已写有两万字左右。他说，如果手稿在，写完后应该会比《围城》要好些。《围城》已然那么优秀，许多人自然更心心念念这部小说。可惜的是，重回北京后的钱锺书没有续写这部小说。之后的一系列政治运动消磨了他的大量时间和精力，他也没再写其他小说，只专注于研究学问。
杨绛在后来问他：“想不想再写小说？”
钱锺书回答：
兴致也许还有，才气已与年俱减。要想写作而没有可能，那只会有遗恨；有条件写作而写出来的不成东西，那就只有后悔了。遗恨里还有哄骗自己的余地，后悔是你所学的西班牙语里所谓“面对真理的时刻”，使不得一点儿自我哄骗、开脱或宽容的，味道不好受。我宁恨毋悔。
“宁恨毋悔”表达了钱锺书对自己的高要求，他自觉才气不如当年，如果写不出让自己满意的作品，宁愿不写。往日的才情飞扬已湮灭在时光里，身体状况也不允许他再殚精竭虑地去写一部长篇小说。
钱锺书做出了不再写小说的决定，把余生的精力都放在了学术上。他不断地增补和修订《管锥编》，同时还去往美国多所大学发表演讲。
在美国，他最先访问了哥伦比亚大学。夏志清先生接待了中方代表团，他跟钱锺书是旧识，两人一直维持着书信往来。夏志清曾毫不掩饰对《围城》的赞美：“是中国近代文学中最有趣和最用心经营的小说，可能亦是最伟大的一部。”
会议上，一位外国女学生向钱锺书提问：“听说您过目不忘，您可不可以指点我一下？”钱锺书谦虚地回答：“我并没有过目不忘的本领，如果非说自己有什么特点的话，那就是能把各种知识相互打通。”他低调的态度，令众人越加赞扬。
之后，钱锺书又陆续访问了哈佛大学、伯克莱大学和斯坦福大学。
在斯坦福大学，他被问到了对“四大奇书”之一的《金瓶梅》的看法。钱锺书认为，《金瓶梅》对当时的社会风俗和人情往来描摹得十分细致，是一部优秀的现实主义小说。他还认为，《金瓶梅》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红楼梦》的问世，但这部奇书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被大众误解。
钱锺书以广博浩瀚的学识和幽默有趣的演讲，在海内外广受好评。他的很多学术观点令人耳目一新，帮助精深的中国文化走向了全世界。许多人慕名前来，想要做他的入门弟子，但他很谦虚，也没有开宗立派的意愿。他一生所求，只是安静、不被打扰地沉浸在书的海洋中。
另一边，杨绛又拾起了写小说的笔，接连写出了《“大笑话”》《“玉人”》《鬼》《事业》等多篇小说。
值得一提的是《事业》，故事取材于杨绛高中时就读的振华女校的王季玉校长。王季玉是一位杰出的女性楷模，她劳碌一生，把自己的所有都奉献给了教育事业。既然是小说，当然不是完全纪实，杨绛加入了很多自己的艺术创造。
1982年，杨绛参加了塞万提斯逝世三百六十六年纪念大会。会上，大使邀请杨绛发言。杨绛思维敏捷，很快联想到了中国的古语：“天上一日，人间一年。”她说，塞万提斯离开人世三百六十六年，而人间一年有三百六十五天或者三百六十六天，按古语换算，正好是一年，也可以说是逝世“一周年”。天上的日子很快活，所以时间过得飞快。杨绛用自己的智慧，让大会变得生动有趣。
又过了四年，西班牙驻华大使代表国王胡安·卡洛斯一世和政府，授予杨绛“智慧国王阿方索十世十字勋章”，用来表彰她翻译西班牙名著《堂吉诃德》《小癞子》的贡献。杨绛没有沉浸在巨大的荣誉中，她再次校订了《堂吉诃德》和《小癞子》译本，力求做到完美。
因为身体状况不好，杨绛翻译得很慢，但她说：“我是个死心眼儿，每次订了工作计划就一定要求落实。”
钱瑗有时回家居住，她遇到难题想问钱锺书，钱锺书只是让她自己查字典。钱锺书遇到不懂的俄语，问钱瑗，钱瑗效仿父亲，也让他自己查字典。久而久之，三个人就养成了习惯，遇到疑难，先自己翻阅字典和书籍，实在解决不了才会求助其他人。每个人在自己解决疑难的过程中，对知识点的印象会加深，更有助于做学问。
这是一个三口的读书之家，也是一个典型的学者家庭。他们对金钱、名利不看重，只对读书和做学问感兴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