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时儒学盛行。儒学是封建时代的产物，颇笃于君臣之义的。两汉时，此项运动，亦颇收到相当的效果。汉末政治腐败，有兵权的将帅，始终不敢背叛朝廷，说本《后汉书·儒林传论》。以魏武帝的功盖天下，亦始终只敢做周文王，参看《三国志·魏武帝纪》建安十五年《注》引是年十二月己亥令，这句句都是真话。就是为此。司马氏的成功是狡黠而不知义理的军阀得势。《晋书·宣帝纪》说：“明帝时，王导侍坐，帝问前世所以得天下。导乃陈帝创业之始及文帝末高贵乡公事。明帝以面覆床曰：‘若如公言，晋祚复安得长远？’”司马氏之所为可见。自此风气急变。宋、齐、梁、陈之君亦多是如此。加以运祚短促，自不足以致人忠诚之心。门阀用人之习既成，贵游子弟，出身便做好官，富贵吾所自有，朝代变换，这班人却并不更动，遂至“忠君之念已亡，保家之念弥切”。说本《南史·禇渊传论》。中国人自视其国为天下，国家观念，本不发达；五胡乱华，虽然稍稍激起民族主义，尚未能发扬光大；政治上的纲纪，还要靠忠君之义维持，而其颓败又如此，政治自更奄奄无生气了。
秦、汉时虽有所谓都尉，调兵和统率之权，是属于太守的。其时所行的是民兵之制，平时并无军队屯聚；一郡的地方大小，亦不足以背叛中央；所以柳宗元说“有叛国而无叛郡”。见其所著《封建论》。自刺史变为州牧，而地盘始大；即仍称刺史的，其实权亦与州牧无异；郡守亦有执掌兵权的；遂成尾大不掉之势。晋武帝深知其弊，平吴之后，就下令去刺史的兵权，回复其监察之职。然沿袭既久，人心一时难于骤变。平吴之后，不久内乱即起，中央政府，顾不到各地方，仍借各州郡自行镇压，外重之势遂成，迄南朝不能尽革。
自秦、汉统一之后，国内的兵争既息，用不到人人当兵。若说外征，则因路途窎远，费时失业，人民在经济上的损失太大，于是多用谪发及谪戍。至后汉光武时，省郡国都尉，而民兵之制遂废。第九章中，业经说过了。国家的强弱，固不尽系乎兵，然若多数人民，都受过相当的军事训练，到缓急之际，所表现出来的抵抗力，是不可轻侮的。后汉以来，此条件业经丧失，反因贪一时便利之故，多用降伏的异族为兵，兵权倒持在异族手里，遂成为五胡扰乱的直接原因。
晋初五胡的形势，是如此的：（一）匈奴。散布在并州即今山西省境内。（二）羯。史籍上说是匈奴的别种，以居于上党武乡的羯室而得名的。在今山西辽县。按古书上的种字，不是现在所谓种族之义。古书所谓种或种姓，其意义，与姓氏或氏族相当。羯人有火葬之俗，与氐、羌同，疑系氐、羌与匈奴的混种，其成分且以氐、羌为多。羯室正以羯人居此得名，并非匈奴的一支，因居羯室之地而称羯。（三）鲜卑。《后汉书》说，东胡为匈奴所破，余众分保乌丸、鲜卑二山，因以为名。事实上，怕亦是山以部族名的。此二山，当在今蒙古东部苏克苏鲁、索岳尔济一带。乌桓在南，鲜卑在北。汉朝招致乌桓，居于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塞上，以捍御匈奴。后汉时，北匈奴败亡，鲜卑徙居其地。其酋长檀石槐，曾一时控制今蒙古之地，东接夫余，与高句丽同属貉族。其都城，即今吉林的长春县。西至西域。所以乌丸和中国，较为接近，而鲜卑则据地较广。曹操和袁绍相争时，乌丸多附袁绍。袁氏既灭，曹操袭破之于柳城。汉县，今热河凌源县。乌桓自此式微，而鲜卑则东起辽东，西至今甘肃境内，部族历历散布，成为五胡中人数最多、分布最广的一族。（四）氐。氐人本来是居于武都的，即白马氐之地，今甘肃成县。魏武帝怕被蜀人所利用，把他迁徙到关中。（五）羌。即后汉时叛乱之余。氐、羌都在泾、渭二水流域。当时的五胡大部分是居于塞内的，间或有在塞外的，亦和边塞很为接近。其人亦多散处民间，从事耕织，然犷悍之气未消，而其部族首领，又有野心勃勃，想乘时恢复故业的。一旦啸聚起来，“掩不备之人，收散野之积”，江统《徙戎论》语。其情势，自又非从塞外侵入之比。所以郭钦、江统等，要想乘天下初定，用兵力将他们迁回故地。这虽不是民族问题根本解决之方，亦不失为政治上一时措置之策，而晋武帝因循不能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