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岳霖（1895—1984），字龙荪，湖南长沙人。中国现代哲学家、逻辑学家。
金岳霖1914年毕业于清华学堂，同年赴美国留学。1920年获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1921年后游学英、德、法、意等国。回国后历任清华大学、西南大学哲学系教授、系主任、文学院院长。1952年起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系主任。1955年后又兼任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哲学研究所副所长兼研究员，并为中国逻辑学会会长、名誉会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务委员。
金岳霖早年研究政治思想史，以后专业从事哲学研究，在认识论、逻辑学方面造诣尤深。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即形成自己的哲学思想体系。将中国传统哲学中的“道”改造为“哲学中最上的概念或最高的境界”，认为“道是式一能”，即形式与质料的结合过程。在实在论的基础上强调感性与理性、事与理的统一。对形式逻辑的基本规律和科学方法之原理作了深入的探讨，并从西方引进演绎逻辑和数理逻辑，其分析精深，学风严谨，颇多创见。
金岳霖的著作主要有：“逻辑”、“论道”、“知识论”等。这里节选其“论道”和“知识论”，以反映20世纪中国哲学研究中另一条路向的梗概。
金岳霖对中国传统哲学有着深刻的了解，他于1940年出版了“论道”一书，书中融会了新实在论、老庄道家思想以及程朱理学思想，建构了以“道”为最高范畴的本体论体系。金岳霖在“论道”中肯定了现实世界是一个运动变化的历程，这一点与熊十力的观点有其一致性。熊十力哲学着重研究现实世界运动变化的动力，以“本心”为最高范畴，探讨的是“心”与“物”的关系；而金岳霖哲学则注重研究现实世界错综复杂的联系和运动变化规律，以中国传统哲学所讲的“道”为最高范畴，考察的是共相与殊相的关系。他认为，“道”既是整个现实世界的总历程和总规律，同时也是现实世界中万事万物变动生灭的规律。“道”作为共相，存在于一切具体事物中，任何具体事物都有共相与殊相的矛盾，殊相依赖于共相，共相表现为殊相。共相是普遍的，又具有典型性和完美性。金岳霖的“论道”完成的时间与冯友兰的“新理学”差不多，二人切磋学问，互相影响，两书的主旨也基本一致，都肯定了共相在逻辑上先于殊相的客观唯心主义原则，但对共相与殊相的具体看法却也有不一致的地方。冯友兰将世界划分为理世界与器世界，割裂了共相与殊相。金岳霖则力图将二者统一起来，这些思想都有其积极因素，并在金岳霖的另一部书“知识论”中进一步得到了阐发。
“知识论”是20世纪中国现代哲学史上极具分量的认识论专著。这部书的问世也颇具戏剧色彩。金岳霖于1938年开始着手撰写“知识论”，1940年完稿，但写完的稿子却不幸遗失。据金岳霖回忆，是因为一次空袭警报，他将稿子包好，跑到昆明北边的蛇山躲避，当时自己就坐在稿子上。警报解除之后，金岳霖就离开了。等记起稿子未拿，返回寻找时，已经不见了。于是，他只得重写。直到1948年才将新稿写完，交付商务印书馆，但直到1958年才得以正式出版。金岳霖在“知识论”中对自己关于认识论的基本思想做了概括，系统地表达了自己关于知识的主体、知识的对象和客体、知识的来源和形成过程、知识可靠性的原则和根据、衡量真理的标准等问题，构建了一个完整的认识论体系。金岳霖认为，作为认识主体的知识者并不仅仅限于人类，任何有感觉的生物都可以成为认识的主体。认识的客体和对象包括两个层次：知识者感觉到的“有观的自然界”和超越知识者存在的认识对象的世界是一个“无观的本然世界”。概而言之，金岳霖认为，认识的主体和认识的对象都是客观存在的，取消任何一方面都不足以说明认识问题。他的认识论的主旨就在于保证主观认识的客观性。在认识的发生和过程方面，金岳霖将之看作是一个主客体相互作用的过程，这个过程包括“所与”、对“所与”的收容与应付等阶段。在“知识论”中，金岳霖从认识论入手，正面回答了休谟提出的人的知识何以可能的问题，他认为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就是所谓的“意念的摹状和规律作用”说，“以得自所与还治所与”是贯穿全书的主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