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麟（1902—1992），字自昭，四川金堂人。中国现代哲学家、翻译家，现代新儒家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
贺麟1919年考入清华学堂，受到梁启超的一定影响。1926年赴美国留学，先在奥柏林大学获学士学位，后又入哈佛大学，获硕士学位。1930年转赴德国柏林大学专攻德国古典哲学。回国后长期任教于北京大学哲学系，并在清华大学兼课。1955年以后，先后任中国科学院哲学所西方哲学史研究室主任、哲学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华全国外国哲学史学会名誉会长，以及中国民主同盟北京市委员、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第三、五届全国政协委员，并于198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贺麟早年主张“心”是“最根本最重要”的，认为“不可离心而言物”，在三十年代曾创立了与冯友兰“新理学”相对的“新心学”体系，成为现代新儒家的倡导者之一。提出应该从哲学化、宗教化、艺术化三条途径出发，吸收西方思想文化的长处，来改造、补充和发挥儒家学说，以谋求“儒家思想的新开展”。他于西方哲学亦有很深的造诣，对黑格尔、斯宾诺沙、怀特海等西方近现代哲学家都有深入的研究。
贺麟的哲学著作主要有：“近代唯心主义简释”、“当代中国哲学”、“现代西方哲学讲演集”等。这里选录其“知行合一新论”一文，以反映新儒学中的“新心学”一派的思想路向。
贺麟的“知行合一新论”，本是1938年他在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哲学讨论会上的讲演，后来编入了《国立北京大学四十周年纪念论文集》。1945年，贺麟的《当代中国哲学》一书问世，“知行合一新论”即为此书的第四章。1989年该书再版时，改名为“五十年来的中国哲学”，“知行合一新论”被列为下篇第一章。知行合一新论是贺麟“新心学”的重要内容。在知行观上，贺麟主张自然的知行合一说，认为知行合一是自然而然、不假人为的事实。他从知与行的概念、合一的意义、知与行的关系、知难行易四个方面讨论了他的知行观。贺麟认为，他的知行合一新论，是由程朱到阳明讨论知行问题发展下去的必然产物。王阳明之后，真正能对知行合一说有学理发挥和透彻批评的人很少。因此有必要对知行合一学说进行重新讨论，“要超出常识的浅薄与矛盾”。贺麟指出，知行问题在中国新理学或新心学以及西方心理学和知识论领域，都有重新加以探讨的必要。他认为，要超越常识的浅薄与矛盾，要反对道德判断、道德命令的道德上的武断，就要提出知行问题。与朱熹和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观不同，贺麟认为自己的知行合一观为“自然的知行合一论”或“普遍的知行合一论”。所谓自然的知行合一论，主要包括知和行的概念、“合一”的意义、知行的主从关系、知行的难易问题几个方面的内容。贺麟在书中对它们进行了阐发。需要指出的是，贺麟的执行关系理论不仅承接朱熹、王阳明的学说，同时也吸收了西方思想家诸如斯宾诺莎、格林的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贺麟将知行合一说从纯粹的德性修养领域扩展到了逻辑和认识论领域，为中国传统哲学的知行关系理论奠定了逻辑和认识论的学理基础，这也是贺麟知行合一说的主要特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