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1877—1927），字静安，一字伯隅，号观堂，浙江海宁人。近代中国著名学者，杰出的古文字、古器物、古史地学家、诗人、文艺理论家、哲学家。
王国维少年时代所接受的是传统的旧式教育。二十二岁起，至上海《时务报》馆任书记校雠。利用公余到罗振玉办的“东文学社”学习外语，在罗振玉资助下于1901年赴日本留学。次年因病辍学回国，读康德哲学而爱之，又转研叔本华哲学。后觉得哲学“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便从哲学转向文学、史学、考古学和金石、音韵学方面。在此期间，曾任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通信导师，清华研究院教授等。1922年在溥仪的紫禁城小朝廷内当五品官“南书房行走”。1927年，当国民革命军北伐时，王国维投颐和园昆明湖自尽。
王国维早年受康德、叔本华哲学的影响，是中国较早介绍德国近代哲学的主要代表之一。并尝试以康德、叔本华哲学对中国传统哲学进行批判分析。他是中国近代美学的开创者之一，把康德和叔本华等西方的美学观点与中国传统美学思想结合起来，运用在研究中国古典小说、诗词和戏曲方面，卓有贡献，而“境界说”是其中的精华。王国维在古文字、古器物、古史地方面的治学方法，继承了清代乾嘉考据学的传统，也汲取了西方实证科学的精神，在许多方面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王国维一生著述颇富，著作达六十种之多，大部分收入《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中。这里选录其“论性”、“释理”，以反映当时中国学者尝试以西方哲学的观点来研究中国传统哲学。
王国维对中国哲学一直有着十分浓厚的兴趣，在他接受了西方哲学，接触西方哲学的思维方法之后，转而对中国哲学进行研究。中国哲学历史悠久，内蕴丰富。以西方哲学对其进行分析，可以发现许多值得研究的内容。王国维在经过一番权衡之后，从中国古代学人关注的“性”、“理”、“命”入手，对它们进行全新的分析，因而写下了“论性”、“释理”和“原命”三篇哲学论文。尤其是“论性”与“释理”，王国维对其十分看重，把它们编入了《静庵文集》。他在自序中说道：“今岁之春，复返而读汗德之书，嗣今以后，将以数年之力，研究汗德。他日稍有所进，取前说而读之，亦一快也。故并杂诸文刊而行之，以存此二三年间思想上之陈迹云尔。”王国维所说的这二三年，是他认真研究康德、叔本华、尼采、席勒等哲学家思想的时期，之后他利用德国哲学的方法论，探讨中国问题。“性”、“理”为中国哲学有史以来一直争辩不休的问题，各家自成一说，言之有理，持之有据。王国维试图以他正在研究的康德、叔本华等人的观点和方法，给“性”、“理”一个较为科学的解释。“论性”与“释理”就是王国维哲学研究的产物。“论性”开头即提出了孟子的性善论和荀子的性恶论，“二者皆互相反对之说也，然皆持之而有故，言之而成理”。接着指出他们各自的矛盾之处，然后用康德“道德之于人心，无上之命令也”和叔本华“吾人之根本，生活之欲也”，指出了古今中外论“性”的不同。王国维根据康德将知识分为先天和后天的知识论论述“性”的属性。纵观王国维的“论性”，我们可以看到，他并未纠缠于论述性善与性恶，而是从方法论角度，从人们思辨的基础入手，指出他们的研究陷入不能自拔的境地，以致徒发无益议论的症结所在。此外，“论性”中除了以康德、叔本华等思想作为自己的理论基石外，也提到了黑格尔的辩证法。
“释理”与“论性”是他早年的用心之作，收入了《静庵文集》。王国维认为汉语中的“理”与西洋的“理”的意义变化如出一辙，并根据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和郑玄的《乐记注》指出“理”的本义已经由动词变为名词。同样，西洋的理也是由动词变为名词。王国维认为，理分为广义与狭义两种，前者即“理由”，后者即“理性”。在此基础上，他对“理性”加以阐发，肯定了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洛克、莱布尼茨的贡献。接着又以康德的“理性论”大谈“理性”，宣扬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但同时又以叔本华的观点来诠释康德。如果说我们从“论性”中看到了王国维在中国古代哲学方面的深厚功底，那么“释理”则突出地表现了王国维对西方哲学以及哲学史的理解程度。尤其值得肯定的是他的治学方式：一种科学的比较哲学的分析法。他利用这一方法，把古今中外哲学界无法完全解决的、令人焦头烂额的“性”、“理”问题，做了更有深度的阐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