沟通哲学与个体心灵和个体体验的“第三种对话”，也许应该追溯到叔本华、尼采、柏格森以及克尔凯郭尔这些19世纪后期或中期的哲学家们。他们反对黑格尔的“冷冰冰的逻辑”，关注人的生命、情感和意志，认为哲学研究的不是客观存在而是个人存在，哲学给予的不是世界到底怎样而是人如何生活，哲学诉诸的不是逻辑的演绎而是心灵的体验。这是一种由微而显的所谓“诗化哲学”。这种诗化哲学与黑格尔的逻辑的融合，在马丁·海德格尔的“存在本体论”中实现为“此在”的本体论。海德格尔认为，要破解“存在”的意义，首先必须找到那种能够对“存在”发问的“存在者”，而这种存在者“就是我们自己向来所是的存在者，就是除了其它存在的可能性外还能够发问存在的存在者，我们用此在这个术语来称呼这种存在者”[58]。“此在”就是意识到自身存在的存在，也就是人的存在。他把对存在问题的研究归结为对“此在”的研究，也就是把哲学本体论归结为关于人的生存状态的本体论。因此，在西方哲学史上，海德格尔以思辨与体验相融合的形式而构成了系统化的存在主义理论。在当代，它表现在萨特的存在主义、弗洛伊德及其后继者的精神分析哲学、马斯洛的人本主义心理学等为代表的人格本体论。法国哲学家保罗·萨特从本体论上把全部的存在区分为“自在的存在”和“自为的存在”，把考察“自为的存在”——人的生存结构——置于哲学的核心地位。他们试图为人类重新寻找自己的精神家园，集中地表达了西方的“现代人的困惑”，并凸现了蕴含在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之中的逻辑与非逻辑、理性与非理性的矛盾。
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显著地表现了“第四种对话”——哲学作为社会良知和社会批判与社会现实的对话。法兰克福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社会批判理论的倡导者麦克斯·霍克海默认为，“自从苏格拉底审判以来，哲学家与现实之间明显地存在紧张的关系，尤其是与他们所生活的社会之间”。他还具体地指出：“哲学与现实的对抗源于其原则。哲学认为，人的行动和目的绝非是盲目的必然性的产物，无论科学概念还是生活方式，无论流行的思维方式还是流行的原则规范，我们都不应盲目接受，更不能不加批判地仿效。哲学反对盲目地抱守传统和在生存的关键性问题上的退缩。哲学已经担负起这样的不愉快任务：把意识的光芒普照到人际关系和行为模式之上，而这些东西已根深蒂固，似乎已成为自然的、不变的，永恒的东西。”[59]正是沿着这种哲学与现实相对抗的原则与方向，法兰克福学派的其他重要代表人物阿尔多诺、马尔库塞和哈贝马斯等，都以对社会现实的哲学批判的姿态去考察资本主义社会所造成的“异化”和“单向度的人”，并通过对政治、文化、思想、生活和语言的分析批判，探索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如何使人丧失了内心中的否定性，不再想象和追求与现实不同的另一种生活。这种批判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思维与存在的矛盾关系的社会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