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维也纳学派创始人之一的菲利普·弗兰克曾这样提出问题：现代人类文明所受到的严重威胁是什么？他的回答是：科学的迅速进步同我们对人类问题的无能为力的矛盾。在他看来，造成这种状况的重要根源，则在于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之间存在着一条深深的逻辑的“鸿沟”。为此，我们就不仅需要了解科学本身，而且必须了解科学在整个人类文明中的地位，说明科学与伦理、政治和宗教的关系，在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之间架设起一座把二者沟通起来的“桥梁”。这座桥梁就是现代意义的哲学。[57]美国当代哲学家瓦托夫斯基非常赞赏弗兰克对哲学的这种理解，在现代科学主义思潮的背景下，他明确地反对把“科学哲学”视为对科学自身的种种问题——科学的逻辑结构、科学的语义构成、科学的一般结果、科学的发展模式和科学的方法与技巧——的考察，而把“科学哲学”视为对科学的人文主义理解。在这种对科学理解的哲学理解中，瓦托夫斯基明确地提出，批判的辩证法是哲学的生命线，辩证地探索了科学活动与人类其他活动、科学思想与常识观念、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科学与价值等重大问题，从而把辩证法思想融注到对科学的哲学理解之中。弗兰克和瓦托夫斯基所倡导的这种“对话”，既是对现代西方哲学的科学主义思潮与人本主义思潮把自然科学与人文学科对峙起来的抗议与挑战，也是试图“消解”这种对峙并沟通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一种努力与尝试。作为一位熟悉哲学史和科学史，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表示好感的哲学家，在瓦托夫斯基所尝试的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对话”中，具有较强的历史感和较丰富的辩证法思想。通过考察科学思想的概念基础，他在反思科学概念的层次上推进了理论思维的前提批判。
当代解释学理论家们不同意这样的看法，即自然需要“解释”，而人需要“理解”。他们的努力方向是以“理解作为人的存在方式”为前提，致力于寻求人的文化世界的“意义”，或者像恩斯特·卡西尔所说的，寻求文化的“众多变奏的主旋律”。在人与世界的对话中，人类把握世界的各种方式——常识、宗教、艺术、科学、伦理和哲学——都在揭示并且创造世界对人的“意义”，在人与人（主体间）的对话中，各种文化传统、文化模式得以沟通，历史的视野与个人的视野得以融合，从而揭示并且创造出历史对个人和个人对个人的“意义”。由此可见，当代的解释学理论、意义理论乃至广义的文化哲学理论，既是对沟通各种文化形式的“第一种对话”的有力支持，也是对沟通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第二种对话”的重要努力。它在思维与存在、人与世界之间所嵌入的“意义”问题，从一个新的视野推进了理论思维的前提批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