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50年代中期，莫尔顿·怀特通过对现代西方哲学各主要流派的考察，曾做出这样的预见：“当我们一旦弄清楚学科之间没有明确的分界线，而且没有一门学科可以称得起在认识分类表中占有一个唯我独尊的位置时，当我们弄清楚了人类各种经验的形式也和认识同样重要时：只有到那个时候才算打通最广义的、关于人的哲学研究的道路。”[53]
对于哲学探险者来说，怀特所预见的道路，并不是一条任意驰骋的宽广大道，而是一条奋力攀登的崎岖小路。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保罗·里克尔在其主编的《哲学主要趋向》一书中，仍然不得不这样提醒哲学探险者：“今日哲学显然提出了有关其使命的相互冲突的观点。因而不可能提出一种综合，通过这种综合，哲学内部流行的基本意见分歧在某种程度上可望被隐蔽起来。”[54]
可是，从这部概括当代世界哲学的基本内容及其主要趋向的巨著中，还是透露出怀特在20世纪50年代所预言的道路。这部著作分为6个部分，其标题分别是：“人及其知识形式：思维”；“人和自然现实”；“人和社会现实”；“人和语言”；“人和行为”；“人和人本主义的基础”。人是各种哲学问题的出发点，各种哲学问题集结于人。以人的问题为聚集点而消解科学主义思潮与人文主义思潮的对立，并以人的问题为聚集点而深化现代哲学的文化批判，是当代西方哲学的主要趋向。
（一）当代西方哲学的五种“对话”
以人的问题为聚集点而深化现代哲学的文化批判，从总体上看，是以五种形式的“对话”而实现的。
这五种形式的“对话”是：
哲学作为文化批判与常识、艺术、宗教、伦理、科学等其他文化形式的“对话”；
哲学作为沟通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缺少的环节”与不同科学部类的“对话”；
哲学作为主体自我意识与个体心灵和个体体验的“对话”；
哲学作为社会良知和社会自我批判理论与社会现实的“对话”；
哲学作为历史性的思想与自己的思想性的历史的自我“对话”。
美国当代哲学家理查德·罗蒂以最激进的观点支持和推进了“第一种对话”。在他看来，人类经验的各种形式“各有其目的”，“我们应当摈弃西方特有的那种将万物万事归结为第一原理或在人类活动中寻求一种自然等级秩序的**”。[55]他提出，在艺术和科学之间、美学和道德之间、政治责任和个人自我发展之间的传统区分，在当代已经不如以往那样坚实可信了；传统上互相区分得一清二楚的文化领域和专业学科，正在相互融合与渗透；哲学并不是知识等级表上天然合理的一级知识。基于这种理解，罗蒂提出，哲学首先是通过自我“治疗”而放弃“把自己看成是对由科学、道德、艺术或宗教所提出的知识主张加以认可或揭穿的企图”，[56]从而作为各种文化形式之间的“对话”而存在并发挥作用。罗蒂的这种观点，表达了各种非哲学文化形式对哲学文化长期以来唯我独尊的地位的抗议，也表达了哲学在当代社会生活中向各种非哲学文化形式切入的渴求。正是在这种哲学文化与非哲学文化的交互融合与交互渗透中，形成了当代的文化对话的辩证法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