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西方哲学的“语言学转向”，还在总体上颠倒了“语言”与“实践”的关系。语言当然是思维和存在、人与世界之间的“联结点”或“中介环节”，但语言并不是最根本的联结点或中介环节。语言不能说明人的实践活动，相反，只有用人的实践活动才能说明语言的形成、演化和发展，才能说明蕴含在语言之中的诸种矛盾关系。实践的世界是语言的世界的基础。“实践的转向”是现代哲学的精华，“语言的转向”只有被扬弃为“实践的转向”的内在环节，才能获得它的真实意义和合理形式。因此，全面地说，现代西方哲学的“语言学转向”具有二重性：就其追问和具体研究人与世界的中介环节而言，它推进了理论思维的前提批判；就其片面地夸大文化的某些环节并否认哲学的基本问题而言，它又限制了理论思维的前提批判。这就要求我们站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立场上，批判地考察现代西方哲学的“语言学转向”，探索它从何种角度、以何种方式、用何种理论推进了理论思维的前提批判，汲取其积极成果，把它转化为当代辩证法理论。
（二）人的文化世界与文化批判
“语言学转向”的直接的哲学结果是凸显了人的文化世界。
人与动物虽然生活在同一个物理自然世界之中，但人的生活世界却完全不同于动物的自然世界。人作为自然存在物，同其他存在物一样生存于“自然世界”；人作为超越自然的社会存在物，则特殊地生活于自己所创造的“文化世界”；人作为社会—文化存在物，既是历史文化的产物，又是历史文化的创造者，因而生活于文化继承与文化创造相融合的“意义世界”。这就是人类生存的“三重时—空世界”。
现代西方哲学在其发展的进程中，愈来愈丰富地展现了人类的文化世界和意义世界，愈来愈深入地揭示了人类文化的内在矛盾，愈来愈尖锐地提出了文化批判问题。现代西方哲学的辩证法思想，在我看来，集中地表现在它的文化批判之中。
由于现代西方哲学所凸现的是人的文化世界，因而也相应地揭示了人类文化的内在矛盾。从大的方面看，现代西方哲学主要是突出了人与科学、人与符号、人与意义、人与存在的矛盾。
现代西方科学哲学认为，科学是理性和进步的事业，科学是人性的最高表现和最高成果，科学理论（科学语言）是构成人类进步支撑点的真理性认识。因此，逻辑实证主义试图用自然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去改造哲学，并把哲学归结为科学的逻辑。[15]自波普尔的批判理性主义以来，包括库恩、拉卡托斯的历史主义，又把科学哲学的视野集中在科学知识的增长问题上。他们认为，哲学作为认识论和方法论，主要的使命是研究知识的增长和思维方式的变革，而研究知识的增长，最好莫过于研究科学知识的增长；研究人类思维方式的变革，最好莫过于研究科学理论（科学问题、科学范式、科学研究纲领）的转换。因此，他们又把科学哲学归结为科学发展的逻辑。瓦托夫斯基则认为，科学哲学的真正使命并不是建构科学理论的逻辑模型或历史模型，也不是提供科学研究的认识论和方法论，而是要批判性地反思科学思想的概念基础，对科学理论的概念框架做出深层的哲学解释。为此，科学哲学就必须超越科学对自身的理解，而达到对科学理解的理解，即对科学的人文学理解。在常识概念框架、科学概念框架和哲学概念框架的交互作用和相互转换中去把握人性的统一性，又在人性的统一性中实现对其最高表现——科学——的人文主义理解，从而使哲学成为沟通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桥梁，这就是瓦托夫斯基所提示的“最美好意义”上的哲学。[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