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哲学的“认识论转向”的真实意义，就在于它以“倒退”的形式把古代的本体论追究转向对人类意识的认识论反省，从思维与存在的二元对立中去寻求二者的统一性。在这种认识论反省中，蕴含于理论思维前提之中的诸种矛盾关系被揭示出来，从而使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被“明确地提了出来”，并获得了它的“完全的意义”。德国古典哲学又把这种认识论转向引申到对思维和存在关系问题的逻辑学反思，集中地考察了人类用以把握世界的概念的逻辑运动。因此，近代哲学建立了自觉形态的认识论反省（和逻辑学反思）的辩证法。
现代西方哲学的“语言学转向”，又把近代哲学对思维和存在关系问题的“认识论反省”和“逻辑学反思”引向对人类语言的文化批判，从日常语言、艺术语言、科学语言以及哲学语言的分析与对话中去寻求人类文化的统一性。在这种“语言学转向”中，日常语言与科学语言、日常语言与哲学语言、哲学语言与科学语言的矛盾，本文与解释、解释与理解、理解与前理解的矛盾，自在的世界与人的世界、人的文化世界与人的意义世界的矛盾，科学与非科学、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实证科学与人文科学的矛盾，文化的正面效应与负面效应、文化样式的对立与文化样式的融合的矛盾，都被凸显出来了。因此，现代西方哲学是以倒退的形式而推进了理论思维的前提批判，并构成了某些文化批判的辩证法思想。
如果借用当代英国哲学家卡尔·波普尔关于“三个世界”的说法，似乎可以对这种以倒退的形式而实现的前进做出这样的描述，即古代哲学是离开对“世界2”（意识的或精神的世界）和“世界3”（语言的或文化的世界）的反思而直接地、单纯地追问“世界1”（物理的或自然的世界）；近代哲学是离开对“世界3”（语言或文化世界）的反思而从“世界2”（意识或精神世界）出发去追问“世界2”和“世界1”（物理或自然世界）的关系；现代哲学则是从“世界3”（语言或文化世界）出发，通过研究“世界3”的内在矛盾，而自觉或不自觉地去追问“世界1”和“世界2”的关系问题。在这种追问中，明显地凸显了思维与存在、人与世界的“联结点”或“中介环节”，从而在更加丰富的侧面揭示了理论思维前提的内在矛盾。
这就是说，不管现代西方各种派别的哲学家们是否承认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是全部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许多现代西方哲学家明确地否认哲学基本问题），他们在实际上都无法回避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
但是，正因为现代西方哲学的主导倾向是否认哲学基本问题，所以，在他们的“语言学转向”中，往往出现两种极端倾向：或者极力回避蕴含在这种转向中的关于思维和存在的诸种矛盾，把这些矛盾作为“形而上学问题”而予以“拒斥”，试图以一种超越哲学基本问题的姿态去探讨“具体问题”；或者极力夸大蕴含在这种转向中的诸种矛盾，把思维和存在、人的存在与物的存在、科学与哲学等矛盾关系推向互不相容的两极，同样以一种超越哲学基本问题的姿态去宣扬真理的多元主义、价值的相对主义和历史的非决定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