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批评费尔巴哈的直观的唯物主义的时候，马克思指出：“费尔巴哈不满意抽象的思维而喜欢直观；但是他把感性不是看作实践的、人的感性的活动”[21]，“费尔巴哈对感性世界的‘理解’一方面仅仅局限于对这一世界的单纯的直观，另一方面仅仅局限于单纯的感觉。费尔巴哈设定的是‘一般人’，而不是‘现实的历史的人’”[22]，“他没有看到，他周围的感性世界决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直接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23]，“他还从来没有看到真实存在着的、活动的人，而是停留于抽象的‘人’，并且仅仅限于在感情范围内承认‘现实的、单个的、肉体的人’”[24]，“他从来没有把感性世界理解为构成这一世界的个人的全部活生生的感性活动”[25]。
马克思的这些论述表明，无论是唯心主义者黑格尔，还是直观唯物主义者费尔巴哈，都把思维与存在、人与世界的关系抽象化了。在黑格尔那里，人和人的思维、事物和事物的运动，全都被抽象为“逻辑范畴”和“逻辑公式”，因此他把思维与存在的统一变成了“无人身的理性”的自我运动和自我认识。在费尔巴哈那里，人和世界都被视为抽象的“感性存在”，人的思维则被视为抽象的人的肉体存在的“宾词”，因此他把思维与存在的统一变成了思维对世界的“感性的直观”。
在“无人身的理性”的自我运动和自我认识中，思维与存在的统一是“不证自明”的，因为思维自身就是它所要认识的存在（存在也是思维的逻辑范畴）。在思维对存在的“感性直观”中，“感性存在”的世界被思维消极地接受为自己的“表象”，思维与存在的统一也是“不言而喻”的。这样，他们就把思维与存在的统一视为单纯的、直接的统一。
很清楚的是，这种把思维和存在的统一视为单纯的、直接的统一的观点，是以把思维和存在及其关系抽象化为前提的，他们都丢弃了思维与存在统一的最本质最切近的基础——实践。
作为理论思维前提的思维和存在的统一性，在其现实性上，既不是黑格尔的“无人身的理性”与其“逻辑规定”的统一，也不是费尔巴哈的“抽象的个人”与其“感性的直观”的统一，而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充分论证了的“现实的人”以其“感性的活动”为中介而与其“现实的世界”的统一。这种统一不是肯定性的统一，而是否定性的统一。
人及其思维是自然的产物，人的思维在本质上与自然服从于同一规律。在思维和存在、意识和物质谁为本原的问题上，我们必须坚持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的唯物主义原则（这已经被实证科学所证实）。但是，从自然中生成的人类，却不仅仅是按照“自然的尺度”、“物的尺度”去适应自然，而且是按照“人的目的”、“人的尺度”去改造自然。在人和自然的相互关系中，一方面是人受自然环境的制约和限制，另一方面则是人不断地改变着外界自然环境。人的生存和发展的最基本的前提，主要不是适应外部自然条件改变自身，而是通过改造外部自然环境使之适应人的需要。
列宁提出：“人的实践=要求（1）和外部现实（2）。”[26]一方面，“人在自己的实践活动中面向客观世界，以它为转移，以它来规定自己的活动”，“人的目的是客观世界所产生的，是以它为前提的”[27]；另一方面，“世界不会满足人，人决心以自己的行动来改变世界”，人具有“对自己的现实性和世界的非现实性的确信”，“为自己绘制客观世界图景的人的活动改变外部现实，消灭它的规定性（=变更它的这些或那些方面、质）”。[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