辩证法对科学的理论思维前提批判，主要是通过相互联系的两个方面来实现的：第一方面是总结思维的历史和成就；第二方面是沟通人类把握世界的诸种方式及其成果。
我们先来分析第一方面。
在论述哲学与科学的关系时，恩格斯提出这样的看法：“自然研究家尽管可以采取他们所愿意采取的态度，他们还是得受哲学的支配。问题只在于：他们是愿意受某种蹩脚的时髦哲学的支配，还是愿意受某种以认识思维的历史及其成就为基础的理论思维形式的支配。”[21]恩格斯还指出，由于自然科学家“对哲学史缺乏认识”，“哲学上在几百年前就已经提出，并且在哲学界中往往早已被抛弃的一些命题，在理论自然研究家那里却常常作为崭新的知识而出现，甚至在一段时间里成为时髦”[22]。针对这种状况，恩格斯又提出，“如果理论自然研究家愿意在辩证哲学的历史存在的形态上来较仔细地研究这一哲学”，达到辩证思维的过程，“可以大大缩短”[23]。
显然，恩格斯在这里所说的“建立在通晓思维的历史和成就的基础上的理论思维”，就是指的“辩证哲学”。而辩证法的科学前提批判，就是以思维的历史和成就为基础，去揭示科学家的科学研究活动及其科学理论成果中的诸种前提，包括那些被科学家们当作“全新的智慧”的“早已在哲学史上被废弃了的命题”。
思维的历史和成就，是思维向客体无限地接近和逼迫的历史，是思维所编织的概念、范畴之网不断地更新人类的世界图景的历史，是人类的理论思维能力日益增强的历史。它包含无数的各式各样观察现实、接近现实的认识成分，它凝聚着人类关于世界的规律性认识，它积淀着思维向客体接近的规律和方法，它蕴含着人类思维方式的变革和价值观念的更新，它表现为科学的诸种前提——概念框架、解释原则、研究方法以及价值观念和审美意识——的历史性转换。通晓思维的历史和成就，就是把思维的历史和成就作为对科学进行前提批判的立足点和出发点，去批判地审度蕴含于科学活动和科学理论之中的诸种前提。
科学史表明，科学的发展总是表现为学科发展的不平衡性。某门学科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发现，总是突出了人类用以理解和把握世界的某种认识成分。它的璀璨夺目的光芒，使得其他认识成分（部分、方面、环节、特征）在特定的时期内相形见绌、黯然失色。由此而引发的连锁反应，首先是吸引其他各门学科都试图运用这种认识成分（以及它所蕴含的概念框架、解释原则、研究方法和价值观念等）去考察自己的研究对象并反省自己的理论成果，以求得本学科的突破性进展；其次是吸引哲学家也试图运用这种被各门学科普遍使用的认识成分去重新审度已有的哲学理论，并进而重构关于理论思维前提的哲学概念框架；最后，则是由于世界观理论的变革而导致整个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以及生活方式的变革。
对此，美国当代哲学家莫尔顿·怀特曾做过这样的描述：“在18世纪牛顿物理学胜利的时代，机械学成为学问之王；19世纪黑格尔的历史和达尔文的生物学占有同样的重要地位；至那一世界的末期，心理学大有主宰哲学研究的希望。”[24]怀特的描述，不仅会使我们想到18世纪的法国唯物主义（“机械学成为学问之王”）、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的德国古典哲学（“黑格尔的历史和达尔文的生物学”），以及19世纪末的生命哲学和意志哲学（“心理学大有主宰哲学研究的希望”），而且会使我们想到黑格尔对笛卡尔、斯宾诺莎的批评（他批评他们试图用数学方法来改进哲学是“找错了路子”），也会使我们更为直接地想到20世纪以来的相对论、量子论、系统论、信息论以及自组织理论等所引起的对各门科学以及哲学的轰动效应和连锁反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