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认为，除了对于历史的阐述与梳理，本文中最大的亮点是采取分组分析的方法来对尼日利亚图书索引的情况进行研究。作者将尼日利亚的出版社分为四组：Nigerianised出版社、本土先锋出版社、大学出版社以及尼日利亚的新兴出版社。用随机抽样的方法分别探讨，采取索引的时间、索引透彻程度的评估（其中包括准确度、包含的重要项目、是否有足够的副标题、是否有恰当的对照、索引安排、是否布局清晰明了、是否正确使用缩略语、索引长度等），并做出表格以及进行结果的分析。结果表明，大部分出版社在索引安排和布局清晰明了这两方面评估分数较高，这意味着对于大部分出版社来说，尽管索引安排较为复杂，但因为可以参考之前的经验，以及当形式是单一的字典格式的字母排列时，检查要相对简单；而在索引长度这一项普遍评估的分数较低的现象则说明：对于篇幅较长的书籍，索引应当尽可能全面。除了横向的比较，在纵向的比较中，读者可以发现的是，“大学出版社”这一组的评分明显高于其他三组。这个结果，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表明教育出版在尼日利亚出版中所占的比重之大，体现尼日利亚对于教育出版的重视。由是观之，作者所采用的这种“分类研究，评估对比”的形式使得文章内容条理清晰、一目了然，直观地呈现了尼日利亚图书索引的发展状况。
笔者注意到，关于尼日利亚出版方面的文献总体数量偏少，尤其是图书出版方面。这也是本文的意义与价值所在：作者简述了尼日利亚出版的历史，其中涉及的制度、法令及案例等对于研究尼日利亚的出版皆具有借鉴意义。而通过分类研究的方法分析索引发展状况，以表格对比的方式呈现，新颖直观，为读者了解尼日利亚图书出版提供了一个宏观的视野，具有参考价值。更重要的是，也为中国与尼日利亚在出版领域的合作提供了一个好的方向——教育。作为发展中的非洲国家，尼日利亚重视人才与教育，而教育出版则一直是中国出版社的强项，这为两国出版领域的合作提供了发展契机。利用文化相似点进行交流和互鉴，培养中非文化中的彼此认同感。同时，考虑到合作出版的受众的构成较为复杂，需要针对受众定义层次区分，如青年群体、女性群体、媒体人群体、知识分子群体等，从而因地制宜、有的放矢地进行合作。
（周林怡）
[1] 尼日利亚政府于1972年颁布“本土化法令”，试图改变市场垄断局面。但后来表明并未收到预期效果。
[2] 1977年颁布《尼日利亚企业发展法》，使一些外国出版发行公司成为本国企业。
[3] Solaru，T.T.，EducationalPublishingandTextbookProduction，UniversityofIfePress，1975.
[4] 专业资源出版商，提供教育服务。
[5] Higo，A.，“SellingtheNation'sBooks”，PersonalityProfile，inBook，1988（1），p.26.
[6] ，，“TheComingofAgeofBookPublishingandIndexinginNigeria”，LibraryReview，1990（39），p.33，40.
[7] 孙晓萌：《尼日利亚新闻出版业发展概况及中尼合作前景》，载《出版研究》，2016（3）：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