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另一方面，托克维尔的出版自由观为美国出版法规的形成开创了传统，1791年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通过，“出版自由”被确立为一种不可侵犯的特别权力，而“事先限制禁止”，也封死了行政干预出版的法律可能性，正是在这样一种民众为自由集体欢呼的背景下，托克维尔觉察到了分散的出版权力、互相攻讦的出版人，以及来自民众的另一种暴政对这种自由的威胁，防微杜渐地对这种出版局面进行提醒，而这也确实促进了美国整个出版业的良性发展，让其不至于因为缺乏规则，而沦为失控的言论集市。
与其他政治学家相比，托克维尔更擅长结合人的精神层面剖析社会的变迁，因而在选文的第二部分，托克维尔结合“美国的出版自由”，分析了其对公民观点形成的影响。在人类文明发展的演进中，具备独立思考能力的受众才是出版业真正期待的受众，作为出版物的购买者和传播者，每一个公民都应该独立自主，而不是因循守旧，故步自封。托克维尔却认为，在美国出版自由的环境下形成的见解经常比在其他地方受检查制度影响形成的见解更为坚定，这意味着在看似没有历史包袱的美国社会，未必没有思想僵化的“顽固受众”。
托克维尔假定，当民众相信一种见解正确，并且是由他们选定的，他们就会对这种见解产生强烈的归属感。这一现象，被托克维尔称为“自信处于两端，而怀疑居于中间”，第一阶段的自信并不是基于民众的深入调查，而是一种死守信条的执拗，只有经历新思想的洗礼，普遍怀疑的盛极一时，人类理性的累积性发展，才能抵达完整的、深思熟虑的意见自信。而在眼下，大多数民众的自信依旧附着了“无知者无畏”的非理性因子，这赋予见解更强的稳定性，这种稳定性甚至成为了“多数人暴政”的基础。
可以说，托克维尔借由这群自信的公众，表达了他对整个美国出版受众的忧虑，良好的出版业除了商业价值，应当具备一定的教育和社会意义，推动公民素质的整体提高，带动整体品味及批判性思维的发展。托克维尔对受众的忧虑反过来提醒出版业，应当留意受众的思考状态，从而选择性地相信他们的判断力，不能盲目成为受众的附庸，或是为迎合他们无限膨胀的需求而放弃应顾及的社会责任。可以说，在推崇个人主义至上、商业活动天经地义、缺乏历史积淀的美国，这个充满欧洲人文气息的考量，为美国出版业如何与其受众互动做出了调节，即便放眼当下，也依旧是发达的美国出版业应当反思的问题。
出版自由的浪潮是不可逆的，也必定会在北美大陆生根发芽，但稍有不慎，民智未开或是过分迷信集体权威，都会导致更为严重的后果，在这层语境中，托克维尔的担忧最大的价值，在于尽最大努力保持民主的同时，防范出版自由的滥用。
（刘力铭）
[1] 美国的陪审团制度来自于英国，负责裁定案件事实，陪审团权利载入了宪法第七条修正案。
[2] 人民主权理论：指国家或政府的最高权力来源于人民，最终属于人民，并且这种来源是政府或国家权力的合法化依据或前提。
[3] 截至1830年，美国人口约1290万，城市居民约占7%，2500人以上的城市约70个，大部分人生活在农村。
[4] 悔：应为“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