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克维尔在1831年的5月9日抵达美国，开始了为期9个月的民主制度考察。1835年，托克维尔的成名之作《论美国的民主》问世。在这本引起巨大反响的著作中，托克维尔在第二卷第三章重点陈述了他对美国出版业的看法。综观全文，托克维尔认为，“美国共和政体最大的危险来自多数的无限权威”，对平等的过度追求反而会造成人们对社会不公的极度仇视，而民主带来的身份平等又让民众“谁也不信谁”，最终人们只能寄希望于人数较多的优势意见，这终将导致行政权力的膨胀，从而形成一种民主之上的行政专制。
《美国的出版自由》这一章正是基于这样的写作背景，可以说，出版自由作为自由的有机组成部分，必定成为美国公民的正当权力之一，但如果自由本身已经被这种新型的专制所威胁，就不得不促使人思考，出版自由的正当出路在哪里，而选文正是基于美国出版自由的现实处境，以及尚未形成的公民判断力两个角度，来探究这种出版自由的演进方向，从而对美国出版业可能行进的弯路做出了精准的预测。
选文开始，托克维尔论述了美式出版自由诞生的特殊民主背景，而结合美国民主形成的历史，托克维尔认为，“出版自由是美国所理解的人民主权的必然结果”。一方面坐着五月花号前来的清教徒，在没有专制权力践踏的美洲大陆最早确立了民主制度的传统，他们对身份平等抱有天然的认同感，也没有急切的推翻旧社会的诉求。另一方面民主观点的深入人心，让报刊审查没有立足之地，甚至司法介入也变得尤为艰难，在美国，很少发生司法当局惩治报刊的事件。在一个完全施行民主制度的国家，本身是难以完全禁止出版自由的。
在托克维尔的祖国法国，正在经历大革命之后的政治震**，特大城市人口密集，报刊通过集中力量于一个地点，或者集中于几人之手来强化权力，这在人力物力财力分散的美国是不可想象的。由于没有人口密集的大城市，美国的出版分散于各个地区，没有地区联合的传统，也无法汇聚成造成显著社会影响的政治思潮，这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新闻出版资源的均衡化。与此同时，美国社会并不认可永恒不变的制度，对商业推广、物质利益的追求大于政治“**”，这都造就了美国出版业本身偏向行业自治、商业利益优先的特点。
分散的出版权力造成的另一个后果，是美国办报相对容易，低下的从业门槛也造成了办报人地位、教育水平参差不齐的现实处境。托克维尔指出，美国报人的宗旨，是以“粗暴的、毫不做作的、单刀直入的方法刺激他们所反对的人的感情，不以道理诲人，甚至攻击人家的私人生活，揭露他们的弱点和毛病。”结合托克维尔一直忧虑的多数人的无限权威，虽然分散出版权力很难让多数人的意见聚合在一起，但这种对于言论的轻佻态度必然会引发一定的后果，而19—20世纪形成的黄色新闻潮也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托克维尔的预测。
托克维尔以对出版自由的谨慎的态度，分析了当下出版人狭隘与不足，从而推动了美国出版行业自律的形成。当时的美国，出版社数量日益增多，出版业身欣欣向荣的同时，也面临着潜在的过度自由的威胁。托克维尔的前瞻性解读，以及其著作的巨大影响，让每一个出版人能认识到自身在传播知识中的作用，从而形成一种互相监督的集体共识，而这个精神也在美国后来的扒粪运动中被正式确立，推动了“为言论负责”的公民道德风尚的形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