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罗马帝国灭亡后的发展”（中世纪）这一部分，讲述了“倒退回原始阶段”的中世纪，那些“宗教研究中心”的存在，对出版业的意义，有哪些“脆弱但重要的”出版发展？这个时期后半段，即中世纪的末期，新式出版复兴的原因是什么？12世纪传入欧洲的纸张，在两三个世纪后取代了羊皮卷。然而，技术仅仅是外因，作者又颇费笔墨地叙述了13世纪大学的兴起与书商的出现，认为这导致了“修道院生活的没落”和“图书生产的世俗化”。而这两者又恰逢当时文艺复兴运动，这就共同促使了图书品种的迅速多样化（经典著作、寓言、文学等）。到15世纪末，“书籍的抄写成为一种正式普遍的行业”——现代含义上的“出版”，就此诞生了。
从上述可见，“出版”的诞生和发展，与技术变迁和社会变革密不可分。在这种开阔的史学视野之下，本文得以深入而客观地揭示“出版史”的演化规律。
纵观全文，有如下特点和优点值得重视和借鉴：
1.作者十分重视历史规律的总结。例如，他关注到“书”的一个重要的演变规律——早期的图书多是宗教、半宗教的（“只有在古代希腊、罗马和中国”，才存在为一般读者复制的行业）；后来产生了箴言、法典、巫术和医药、历史书等“教诲类”书籍，最后出现“纯世俗”的文学书籍（故事、寓言、诗歌）。换句话讲，这是一个书籍由早期的少数人专有，慢慢向读者普及过渡的过程。
2.全文处处都充满了富有发现性、有说服力的“合理猜测”。比如，为何在1或2世纪，出现了“折叠版纸沙（莎）草纸卷”，且同时应用于基督教文献？——作者推测，它的产生可能是为了使书的篇幅至少能容纳一部福音书或使徒记。又如，羊皮纸“抄本”的形式，“似乎是受了古罗马人用绳将逐渐增加的上蜡记事木版捆扎成册的启示而产生的，它也可能是‘书’（book）这个词的由来，该词出自日耳曼语的boc，‘山毛榉’之意”（极具想象力和合理性）。再如，为何中国印刷术为何没有同造纸术一样，被阿拉伯人传至西方？——“可能是他们坚持用手抄写《古兰经》”。
3.关于出版业一些关键的转折时间点，作者尽量有所凭据地交代清楚。“某种现代含义的出版首先出现在古希腊”“公元前3世纪以前，古罗马未曾有过书籍出版业，公元前1世纪前也没有藏书馆”“在柏拉图和欧波利斯时代，已有购买书籍可能性的记载。在希腊化时期，大规模的图书交易肯定已经出现，人们也充分养成阅读的习惯。”“到4世纪，书的应用扩大到非宗教性的著作（几乎同时羊皮纸取代了纸沙（莎）草纸）。”——这些关键性的时间点交代得清晰，这对读者无疑是有重要益处的，它勾勒了出版的演变脉络。
4.本文不仅关注早期图书的制作，还关注其“流通”的问题，而这恰恰是回答“图书出版”的关键问题之一。作者指出，早期的图书大多是皇宫和神殿的藏书馆保存，书籍主要依靠教士僧人、圣贤哲人及民间说唱人口头传播。那么，最早是哪些人主动抄写和复制图书，促使书籍“走出藏书馆”的？作者在一定史料支持下推测，最早可能是古希腊，前古典时期的朗诵者或演员为记忆而抄写的剧本，随着“自诩有高度文化修养者”日益增多，出现了书籍的大量传抄。——无疑说明了：读者群的扩大，正是书籍走下神坛、被广泛复制的主要原因。
最后，值得指出的是，本文开篇将“最初的书籍”追溯到前4000—前3000年，包括纸（莎）草纸卷、泥板书、贝叶树、树皮书等，但并未提及刻在石头（如埃及象形文字）和金属上的文字。这大概与作者对“书籍”的定义有关：书是传播文化信息的载体，而不只是“记忆的辅助手段”。
（曹晶晶）
[1] 题目为编者所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