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的书信用蜡或封蜡封上。日本的书信在封上稍加一点墨。注：日本文件的封法有糊封、捻封、结封、切封、折封等，没有用蜡封的习惯。通常在封口写上“封”“缄”等字样（或写一个记号）。《玉章秘传抄》说：“一：昔日、封口写真名一二字。近来不然，用笔画一撇。短撇恭敬，长撇失礼，女子则画两撇。”
欧洲人的书信放在包里递送。日本人的书信放在涂漆的长方形小盒里递送。注：传递文件时，通常用涂漆的美丽的“文箱”（信匣）。《日葡辞书》载：“文箱，文书之盒，供递送书信用的小盒。”
在欧洲，人们把纸铺在平滑的石头上，用铁锤敲打。在日本，人们把纸卷在圆木棍上，用另外两根木棍敲打。注：这里讲的是造纸法。
欧洲人用黑布揩拭蘸上墨水的笔。日本人为了把毛笔弄干净，用嘴吮吸。
我们欧洲人在桌子上写信。日本人在左手指头上写信。注：在日本，写信时不面向几案，而用左手拿着纸写。
欧洲人用剪刀剪开封口。日本人用小刀裁开封口[3]。注：这时用的小刀是一种叫“佐须加”的小刀。据《倭汉三才图会》（第十五卷艺才），佐须加项载：“按，每在砚筥之小刀[4]也。今制，鞘与把长同，每怀中”，通常这种小刀是放在砚盒中的一种文具。
为了吸墨水，欧洲人在纸上撒沙子。日本的纸本身就吸水。注：欧洲纸，纸面光滑不吸水，写字后撒沙子以吸墨水。日本纸本身吸水，无须撒沙子。
欧洲人写的字很小。日本人写的字比大写字母还大。
欧洲的诗，一首分为四行、六行或八行。日本的歌都只有两句，而且不押韵。注：这里说的日本的歌指和歌，只有上句、下句两句，不像欧洲诗歌那样押韵。
欧洲人读书极快。日本人读书却慢吞吞地、一点一点地跳过字读。注：这里说的是日本人读汉文体文章时上下反复的读法。
欧洲人坐在椅子上，在高桌子上写字。日本人坐在地面或席子上，在小而矮的台子（几案）上写字。
在欧洲，人们把纸页的边缘缝合起来装订成册。在日本，人们将几处缝合起来，留下折痕。注：这里讲的是书籍的装订。日本书的装订方式，是“袋缀”，即线装法。
本文节选自《日欧比较文化》，[葡]路易斯·弗洛伊斯著，[日]冈田章雄译注，范勇、张思齐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83—88页。
【导读】
本文节选自葡萄牙传教士路易斯·弗洛伊斯于1585年所著的《日欧比较文化》一书。
路易斯·弗洛伊斯（1532—1597），葡萄牙人，16岁加入耶稣会，早年渡海到印度果阿，接触过日本基督教徒及曾赴日传教的传教士，使他产生了到日传教的兴趣。路易斯·弗洛伊斯于1562年先到日本北九州地区传教，其后曾走访京都、大阪等地，谒见过织田信长、丰臣秀吉等重要人物。他是最早来到日本的欧洲传教士之一，在日本长期居留达几十年，是一个有名的“日本通”。路易斯·弗洛伊斯喜欢把他的所见所闻，写成长篇报告。在日期间，他勤于著述，留下了大量的报告和著作，留下了大量的长篇报告，著有大部头的《日本史》和比较类的《日欧文化比较》以及详尽的《耶稣会士日本通信》。其翔实的著作为后人研究当时的日本社会历史及东西方文化交流提供了宝贵的史料，其筚路蓝缕之功也将永不泯灭！
路易斯·弗洛伊斯到日本传教数十年，熟悉日本文化，这部《日欧比较文化》就是他将日、欧两地文化作比较研究后写成的小册子，是研究当时日本民族、思想、宗教、风俗、社会等方面的重要史料。原书用葡萄牙文写成，现今有德文、日文、中文等译本。
意大利人马可·波罗遍游中国，留下了东方见闻录《马可·波罗行记》，被人争相传诵。而在他之后约两个世纪，葡萄牙传教士路易斯·弗洛伊斯来到了日本，同样留下了他在日本的见闻录《日欧比较文化》，却没有很大的反响，直到20世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才得以刊行。
从选文中可以看到，16世纪日本关于出版的相关活动和技术借鉴或融合了中国的区域文化因素，例如日本从右到左、自上而下的书写方式和中国古代的书写方式就是相同的，造纸术和墨水盒（即砚台）的使用、活字印刷术的出现、以线装为主的装帧方法无一不借鉴或来源于邻近的中国。
文中所提到的线装书是从中国传播至日本的，体现了鲜明的中国特色。在中国书籍装帧形态发展的历史长河中，线装书是中国传统书籍形态的最后一种形态，也是传统书籍最为完美的一种装帧形态，同时也是中国书籍装帧史上最富代表性的书籍装帧形态，是中国古代书籍的符号，被誉为“中国书”。
造纸术首先传入与我国毗邻的朝鲜和越南，随后传到了日本。在蔡伦改进造纸术后不久，朝鲜和越南就有了纸张。朝鲜半岛各国先后都学会了造纸的技术。纸浆主要由大麻、藤条、竹子、麦秆中的纤维提取。大约4世纪末，百济在中国人的帮助下学会了造纸，不久高丽、新罗也掌握了造纸技术。此后高丽造纸的技术不断提高，到了唐宋时，高丽的皮纸反向中国出口。610年，朝鲜和尚昙征渡海到日本，把造纸术献给日本摄政王圣德太子，圣德太子下令推广全国，后来日本人民称他为纸神。选文中提到日本的纸张种类繁多，有40～50种，这是由于纸张生产的原材料产地不同而导致的，但是其制作工艺大致相同。以竹纸为例，《天工开物》中指出：“在芒种前后登山砍竹，截断五七尺长，在塘水中浸沤一百天，加工捶洗以后，脱去粗壳和青皮。再用上好石灰化汁涂浆，放在楻桶中蒸煮八昼夜，歇火一日，取出竹料用清水漂洗，更用柴灰（草木灰水）浆过，再入釜上蒸煮，用灰水淋下，这样十多天，自然臭烂。取出入臼，舂成泥面状，再制浆造纸。”这些记载，和后来的民间造纸过程大体相同。
这本书实质是一本个人见闻录，尽管主观色彩较浓，对日欧出版技术和阅读方法方面的论述基本以个人视角为出发点，在观察视角和材料选取上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但为后人反观当时（16世纪）日本与欧洲的出版载体、出版符号、出版技术和出版活动情况提供了一个具体的比照。这本著作也开创了日欧比较文化研究的先河。
（李仪）
[1] 题目为编者所拟。
[2] 绵花：应为“棉花”。——编者注
[3] 封口：原书作“封信”，显系“开封”之误。——日译者注
[4] 小刀：佐须加也写作“小刀”。砚笪是用竹编的盛砚台的容器，即竹砚盒。——中译者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