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丛目”，就是将重要史实和收集到的资料列出纲目，概括为若干“事目”，然后将“事目”按年、月、日加以编排，并逐个在事件下面做好标注，例如擒拿颉利（人名）应当标注在是贞观四年攻破突厥的时候。
详加附注是非常重要的，从各家的传记小说到各家文集，只要有关时事，都应当依照年、月、日的顺序添加附注。没有说明具体日期的，就附注在当月下面，称作该月；没有说明具体月份的，就附注在当年下面，称作该年；没有说明具体年份的，附注所记录事件的开始或结尾处。如果事情可以附注，就估算时间的早晚，附注在同一年的下面。但是如果是宰相身上发生了关于“忠直、奸邪”之类的事情，没有地方附注，就附在任命的时候，其他官职则附在上任或免官、去世的时候，有地方可附注的情况不用这个方法。总之，只要与这件事相关，就应当标注，多标注也没有害处。例如唐公起兵的时候，各个列传中有一两句话涉及当时人物的，就把姓名标注在这个事目下面，对于这些人物来说，虽然没有别的事迹可以采用，但也可以考证异同和具体日期。这些思考和做法看似极其琐碎，但却是编辑出版历史典籍文献时应该严格掌握的。
所谓“长编”，就是对丛目所列史料进行整理、鉴别和考证，写成编年史的初稿。司马光在书信中写道，希望范祖禹修注从汉高祖刚开始起兵到汉哀帝禅位这一部分的《长编》。如果在书籍中看到起兵之前和禅位以后的事情，就让书吏用草纸单独记录下来，每件事情中间空出一行多的距离，用来方便剪裁粘贴。只要所看到的书籍中有唐朝事，就应当纳入所修注的《长编》部分中。
在编写《长编》时，要仔细检查所有事目，其中事件相同而说法不同的情况，要选择一个清楚详细的解释记录；如果几个解释有详有略，那么就需多采材料，互相考证，然后用自己的文字修正补充，就像《左传》叙事体一样；如果年月日期、事迹有不同的地方，就选择一个证据确凿，合情合理的解释编入文中，其他说法标注在下方，仍要说明取舍的原因。先注明舍弃的说法是某书中的什么，现在根据某书考证，或者按照事理推断。如果没有办法考证该事件的真假对错，就保留多种观点。司马光认为，《实录》正史未必全部可以采信，杂史小说未必全无价值，关键在鉴别选择。
另外，在《与范内翰祖禹论修书帖》中，司马光还特别提醒范祖禹注意编写规范。凡是年号都按照后任皇帝的纪年方法，例如唐高祖武德元年，不再称作隋义宁三年。在内容上，诗赋等只作文章的、诏诰等只为授官的、妖异等只写怪诞的、恢谐等只限调笑的，可以直接删掉。司马光提到以下几种情况：若诗赋有所讽刺的、诏诰有所告诫训谕的、妖异使人有所警戒的、诙谐有所助益的，要保留下来。还有一些细节诸如但凡在《长编》中出现的人物，都要在下面注明是哪里人。有的父辈祖辈已经在前面提过，就注明是某人之子或某人之孙。最后，司马光尤其强调：“宁失于繁，毋失于略”，就是说《长编》宁愿有繁冗的缺点，也不能过于简略而遗漏史实。
此篇选文深刻地体现了司马光的编修史书思想。在《与范内翰祖禹论修书帖》中，从整理丛目、做好附注、筛选鉴别、整理加工到编写规范，司马光都做了翔实说明。司马光自称，他在修《资治通鉴》时“遍阅旧史，旁采小说，简牍盈积，浩如烟海”，如果没有一套确定的准则，完成时间跨度如此之久、内容如此庞杂的史书是完全不可能做到的。他首开了修史作长编的先例，对我国历史编纂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后人纷纷效仿。《与范内翰祖禹论修书帖》的价值不仅仅在于提供了《资治通鉴》的编修标准，它的一些重要思想，如“丛目未成，不可作长编”“高鉴择之”“宁多勿漏”“创立考异”等传承至今，对于后世编撰史书同样具有极大的指导意义。
（王畅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