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重视的还有《中国历史教课书》对历史学的创造性贡献：它将“三皇五帝”当时尚无文献、考古记录的这段历史，定为“传疑时代”，这直接促成了后来以顾颉刚为代表的民国“疑古派”的诞生。由于该书兼专业性与通俗性于一身，起初原定仅供高小学生使用，未及撰写完毕的部分，由商务印书馆后续补充完整后，以《中国古代史》为名出版，1932年竟然又入选“大学丛书”。这反映出该书在历史学领域影响之广。
《中国历史教科书》之所以成为开创性的经典，与出版策划人——张元济的编辑出版思想和文化眼光密不可分。“以扶助教育为己任”的张元济，历来主张教科书不仅应重视知识灌输，而且应注重修身养性之功用；通过学习本国历史，“以养其爱国保种之精神”，力图使得教科书“教者不劳，学者不困，潜移默化”地发挥教化作用。同时他认为，出版的思想必须跟得上时代的发展，有所创新。这些都鼓励了夏曾佑这样的学者，大胆地突破前人藩篱，以严谨的态度吸取西方资产阶级史学思想的精华，创造出新的通史。
选文是张元济为夏曾佑《中国历史教科书》所写的序言。考张元济一生为他人作的书序，目前仅发现三篇，此文即是其中之一，可见张元济对此书的重视。实际早在戊戌变法前，张元济就有编写新式历史书的想法：“中国史书、舆地宜亟编，不能不为后来者一乞大君子之手援矣！”（见张氏《致汪康年第十四信》）在本文中，张元济以自己幼时的求学经历阐释教育界的一大弊病——当十三四岁时，尚只知道“三代以上景象”（指夏商周）；后来偶尔得到一本《纲鉴易知录》，对历史产生兴趣后，却发现并无适合初学者（包括中学生）阅读的历史教科书，所能读的仅是《资治通鉴》、二十四史一类“卷帙繁重”的大部头史书。从国民教育角度看，这无疑有碍于全体国民文化素质的提高。而在张元济贯彻一生的教育兴国的理念中：“国民教育之首，就是尽人皆学，所学也无须高深，但求能知处今世界不可不知之事，便可立于地球之上……”因此，就不难理解张元济为何在繁忙的工作中特意抽出时间，来为一本历史教科书作序。
在晚清新式教育规定颁布后，清政府学部的编纂、出版能力都比民营出版机构薄弱，他们编写的教材在内容上颇受诟病，影响力较商务版教材小很多。而商务出版的教科书，覆盖了晚清教育的方方面面，直至1949年以前，商务版教科书仍占全国市场份额的十分之六左右。这些教科书极大地促进了科学、文化的普及，对近代教育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以张元济为代表的一代民营出版人的先进出版思想，值得后人学习与借鉴。
（曹晶晶）
[1] 泰西：泛指西方国家。
[2] 舆地：地理。
[3] 髫（tiáo）龄：指幼年。
[4] 胜衣就傅：儿童可以穿大人衣服跟老师学习。
[5] 姿禀：天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