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维乔
此两大出版公司，于民元前后文化大有关系，值得一记。商务印书馆创始于民元前十五年，发起人为夏瑞芳、鲍咸恩、咸昌兄弟、高凤池等，皆教会设立清心小学之工读生，习英文排字。先后在字林西报及捷报馆为排工。各人积资千余，彼此商量，与其寄人篱下，不若自立门户。乃合股四千余金，在北京路租屋，创办商务印书馆，馆名乃摹仿美华印书馆也。当时我国尚未兴学，而耶稣教会在各地设立之小学甚多，须用教科书。乃请谢洪赉将英人所编印度读本逐课翻译，加以白话注解，名曰《华英初阶》《华英进阶》，此书出版，行销极广，利市三倍。
戊戌政变，国人研究新学者，皆知借径日文，事半功倍。于是广智书局、作新社等应时而起，翻译日本新书新报，风行一时。夏瑞芳见之眼热，乃就商于戢元丞、王慕陶，托其购买译稿。戢、王欺其既不甚了解中文，更不知日文，乃漫应之。约粗通日文者数人，择定十余种书籍，但求迅速译毕，粗制滥造，在所不问。以两三角一千字之廉价售进，以两元一千字之高价售与瑞芳。瑞芳不察，斥巨资购以归，即先择数种排印出版。谁知徒耗人工纸张，并无销路，心知有异。是时张菊生[2]在南洋公学办译书局，恒有译稿，来托商务排印。瑞芳意以菊生为正人君子，必不欺人，遂以斯事告之。菊云：“将稿送我看后再说。”瑞芳立即将各稿送去。菊生披阅后，大为诧异。盖译文与原本文字，十之七八不相合，不过尽量多写，以博取稿费耳。即答瑞芳曰：“汝受欺矣，此稿全部不能用也。”瑞芳乃求菊生为之设计，必须将耗去巨额之稿费，收回数成，不想获利。菊生云：“只有再请人修改耳，无他法也。”是时商务有北京路之发行所，及北福建路之印刷所，瑞芳乃就印刷所旁住宅中，辟屋三间为编译所。请张主持其事，并请其入股。张乃聘请四五人进所，从事修改。然修改之稿出版后，仍无销路，盖原稿根本不适用也。
是时蔡孑民办理爱国学社，张向与蔡莫逆，乃问计于蔡。蔡献议：译稿既无用，不如弃之而编辑小学教科书。盖各地办理小学，日增月盛，皆苦无适用之教科书，尤以国文为甚。最初南洋公学附属小学有出版之蒙学课本，仅三册，其材料多从英文读本译出，略加本国故事，不适用于我国学校。其次，是无锡俟实学堂之蒙学读本，有八册，前二册是撰著，次四册是选简短古文，末二册选子书，稍具雏形，行销甚广。然其第一册第一课是“大清皇帝治天下，保我国民万万岁，国民爱国呼皇帝，万岁万岁声若雷。”其陈腐可笑如此。预编此书之陈颂平告我：“此一课乃吴稚晖得意之笔。”微陈君言，谁敢信之！故蔡氏建议编教科书，却有远大之眼光。
张氏赞成此说，遂聘蔡为编译所长，主持斯事。蔡就学社教员中选择数人，分任编辑国文、历史、地理等教科书。国文由余担任，历史由吴丹初担任，地理则所中原聘之人姚某任之。未及数月，苏报案起，蔡往青岛，事乃中止。后菊生与余直接磋商，请余进编译所，并托余介绍能编算术、历史、理科者，余即推荐庄俞、严保诚诸人进所。至年底，高梦旦来，始规定整个编辑计划，特别注重国文。至民元前九年，《最新国文教科书》第一册出版，未及数月，行销至十余万册。当编辑之时，往往为一课书，共同讨论，反复修改，费时恒至一二日。瑞芳恒怀疑，嫌其迟缓，及出书畅销，始为心服。其余算术、历史、地理等科，亦相继出版。商务教科书营业之盛，冠于全国。南洋之《蒙学课本》，文明书局发行之俟实学堂《蒙学读本》，渐渐淘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