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峰准备写一篇《本社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在《社务通讯》连载，给同人们讲讲社史。刚刊登了两篇，考虑到当时的政治环境，还不宜如实地坦述一切，决定停止继续刊登。洛峰的这篇文章如果写完，那将是可贵的社史资料，可惜的是它只开了一个头。以后因为工作忙，洛峰再也未能执笔完成。后来他又以“社务漫谈”为题，连续给《社务通讯》写了《怎样做一个分社负责人》（连载四期）、《新人问题》《再论人事问题》《明年的营业方针》，在出版周年的一期写了《〈社务通讯〉第一卷总结》。为此，还特地指定几个人从几方面检查《社务通讯》：“A.同人对社讯的态度、阅读和保存的检查（吴忠告），B.质量和数量的检查（范用）、个别作品的检查（万国钧、陆量才）、消息报道的检查（范用）、技术和错误的检查（刘少卿、符孟渔）、总结（黄洛峰）。”洛峰在《总结》里写道：“十一月卅日的晚上，好像沉潜到海底去寻找什么稀世珍宝一样，大家在兴奋而又紧张的心情下，严肃地花了三个钟头的时间，给了本刊一个彻头彻尾的清算。我的这篇总结便是依据当晚的检讨写成的。”六十年后，重读这段文字，仍然感受到当年洛峰是如何热情而又严肃认真带领我们办《社务通讯》，他在这方面也是多么用心良苦，他不单是要教我们写作，而且是在教我们编刊物。
《社务通讯》不编印了，可是，香火不绝，洛峰对我们施加的练笔的影响却延续下来。作为读书出版社的工作人员，工作之余一定要舞文弄墨。“皖南事变”后，除了重庆一地，各地分社不是被查封，就是收歇了。在吴毅潮、唐登岷的主持下，一个手抄本内部刊物《哨岗》诞生了。
《哨岗》的内容主要是习作，有文有诗，一律用四百字的土纸稿纸抄写，订成一本。封面每期都要设计，范用经湘桂大撤退回到重庆，接手编《哨岗》，设计封面。
值得一提的是，有几期《哨岗》都有一篇学习总结的文章，有一期的“总结”，邓明竟写了九千字，题目是《七月生活学习竞赛得到些什么》，既肯定了学习成绩，又指出不足与缺点。有趣的是其中有一张“起床时间早迟表”，记录了李明杨、马以光（仲杨）、陈青聆（昌华）、汪锡棣（晓光）、欧阳章、陈一坤、周逸萍、汪静波、余潜、邓明（唐登岷）的早起次数和迟起次数，此外还有“睡眠时间早迟表”“上班早到迟到表”“各人读书页数表”“作文字数表”“常识测验平均分数表”。邓明指出：“成绩并没有达到我们预期的希望，不过好坏总是有收获的，曾在生活上或多或少地投下了一些好的影响。如果这次的收获能经常保持下去，我们将可发现一种新的气象在我们之间被渐渐地培植起来。”同时，他又慨叹：“竞赛一结束，那种经常的惰性又慢慢地恢复过来了，这不能不使我们慨然于小有产者的根性在我们之间是如何深沉地存在着，克服它和战胜它，还需要以千百倍的毅力，不要看轻它，这需要我们艰苦的和自己的斗争，不革自己的命，就遑论革他人的命。小有产者对自己总是最仁慈最宽大的，我们要求对自己勿宁多刻薄些，一切对别人的批评和不满，首先用来检查自己，庶几就不致走出一步退后两步了。”
从一本手抄的内部刊物，可以看到读书出版社不仅是一个战斗的集体，而且是一个力求上进的自我教育的集体。生活和工作在这样的单位，是幸福的。
洛峰在《哨岗》连续发表一组从日记摘抄的《雾夜杂抄及其他》，1972年我把收藏的《哨岗》中他的这组短文拆下来送给他，他重新装订，写了一个题记：
看到两册手抄本刊物，又看到我的从日记里抄出来的“雾夜杂抄”以及一些不成样子的东西，真是不知从何说起。
“杂抄”何时停抄，已无端倪可寻。当年我先后断断续续写下的几本日记，也早已毁了，同样，也无端倪可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