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朝政军事外，宋朝明令禁止刊行的图书类别还有宗教书籍、历书及违背儒家思想的书籍等。其中宗教书籍最为严格。“诸造妖书及妖言者绞，传用以惑众者亦如之，其不满众者流三千里，言理无害者杖一百。私有妖书，虽不行用，徒二年，言理无害者杖六十。”[6]宋代农民及士兵起义往往借助宗教来宣传和联络，还有一些“无图之辈”编撰神邪之书妖言惑众，因此《宋刑统》中的《造妖书妖言》便直接规定：“诸造妖书及妖言者绞”，刑责很重，且传布藏匿之人还需受连坐之罪，或流放发配，或入狱杖责。
如果说禁止“妖书妖言”是为了维持对民众的统治的话，那么对于违反儒家书籍的控制则主要针对士族阶层及读书人。宋推行文治，尊崇儒家思想为正统经学，诸子百家便因不是先圣之学，而遭到禁止。因科举考试内容为儒家经典，坊间出现了许多类似教辅书的“程文短晷”，断章取义、曲解义理，应试之人为图便利省时争相背诵，宋徽宗时下诏禁止。
宋朝经济思想发达，除思想方面的管制外，政府还垄断了历书的印制，以此增加财政收入。熙宁四年（1071），宋神宗诏曰：“民间毋得私印造历日，令司天监选官，官自印卖，其所得之息均给在监官属。”司天监即太史局，负责占验、历法及风云气候，由其负责历日印制及售卖，收取所得之利，其他商人不得印制，若经营售卖须缴纳一定税费。
综上可看出，宋代刻书业发达、文化繁荣，但对于出版稳定政权的作用统治者已经熟稔于心。通过对出版业进行严格的管制，宋朝逐步建立了完善的出版管制制度，借助审查制度将涉密、不符合主流价值观的书籍限制在萌芽阶段，违者罚，遵者赏。这些制度与理念，此后也为后代政权所借鉴，在中央集权的封建环境下，这种管制理念维持了社会与政权的稳定，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但近代民主思想萌芽后，这样的出版管制束缚了思想与文明的自由发展，成为人们亟待挣脱的牢笼，“出版自由”与“言论自由”也作为基本人权逐渐成为人们的共识。
（张慧明）
[1] 题目为编者所拟。
[2] 四年：宋神宗熙宁四年（1071）。
[3] 五年：宋仁宗天圣五年（1027）。
[4] 七月：宋哲宗元祐五年（1090）七月。
[5] 缗钱：古代计量单位，一缗钱即一千文。
[6] （宋）窦仪：《宋刑统》，吴栩如点校，289页，北京，中华书局，198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