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这个原则，新华书店就应当成为国家图书公司，凡是一切机关学校以及个人所需要的书刊都有加以供应的责任。
有人就要问什么书刊都一视同仁地加以供应，那么，有些内容不适当的，甚至反动的书刊难道也应当由国营书店来销售吗？不，内容不适当的书刊，应当加以批评、修正、改进，反动的书刊是应当查禁的。但这主要是政府和出版工作者的责任。只要政府能加以管制，全国出版工作者都能对人民负责，再加上群众的批评监督，自然不会有这一类书刊的流行。即使还有，数量也一定非常少。发行工作者却不必因噎废食，顾虑得太多。
假如我们的发行方针，能够依照以上所说的原则，那么要搞好公私关系就容易得多。有许多私营书店都因为新华书店不能随便代售他们的书刊，因此他们就感觉到国营书店要想包办，他们再没有出路。要是新华书店可以代售一切书店的出版物，那么，目前私营书店所遭遇的困难，就解决了一大部分了。
不但如此，目前干部缺乏的严重问题也可以得到解决。现在我们苦于缺乏发行工作干部，而许多私营书店有不少精通业务的人员却闲着。上海贸易公司把许多私营的零售商店，连人带货都包下来，这一个办法，在我们的发行工作中，也是可以考虑的。
目前似乎有这样的情形：我们是开革命书店的，既然是革命书店，所以不是革命干部，我们就不需要；不是革命的，或者表面上与革命无关的书籍（如《水浒传》《红楼梦》），我们都不卖。这样的想法，在今天确是不适合了。
不错，我们是开革命书店，但是革命同时也需要我们开好书店。假如国营书店能够以极低廉的价格，广泛普遍供应人民以他们所要求的精神食粮，同时我们又能团结一切旧的新的工作干部来做，我们便是忠实地执行了革命任务。只要想通了这一点，我们的出版发行工作，就会走向一个新方向，一切就都好办了，而我们的出版事业，也就会面目一新了。
本文节选自《胡愈之出版文集》，胡愈之著，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56—61页。
【导读】
胡愈之（1896—1986），原名学愚，字子如，笔名胡芋之、化鲁、沙平、伏生、说难等，浙江省上虞人，著名的社会活动家，革命学者，一生集记者、编辑、作家、翻译家、出版家于一身，学识渊博，是新闻出版界少有的“全才”。1931年他主编《东方杂志》，积极宣传抗日救亡主张，他与邹韬奋共同主持著名的《生活周刊》并推动创办生活书店。1933年他应鲁迅之邀加入“民权保障同盟”并当选为总会临时中央执行会执行委员。1935年他受党的指示把主要精力投入组织救国会的活动，并积极担负声援营救“七君子”的组织工作。抗日战争胜利后，他到新加坡创办了进步报刊，在海外积极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是我国进步文化出版事业的先躯者之一。新中国成立后，他先后出任《光明日报》总编辑、国家出版总署署长等要职。
该文是时任出版总署署长的胡愈之，在新华书店总管理处为来京出席会议的华北区新华书店分店经理和三联书店各地分店经理举行的招待会上的讲话。招待会上，各地出版发行人才汇集一堂，在这个良好的契机下，胡愈之指出了当时国内的出版制度存在的问题并指出了未来出版发行业改革的方向。
胡愈之的讲话先借周总理对政府机关干部教条主义之风的批评，谈到出版发行工作上的缺点。首先，学习带着教条主义的倾向，很少与实际的业务相结合。工作只按照旧的经验来走，未配合政策和群众的要求。其次，组织经营方面的落后，即机构分散不统一、单位之间不讲分工。虽然思想上很努力，但是工作上仍有农村手工业作风。
谈到解决措施，胡愈之认为，应该建立一个全国性有中心领导的统一发行机构，伸展到全国的发行网。这样由统一的中央发行机构垂直发行，有利于减少中间机构的发行费，降低书价。至于分工问题，首先应该使出版和发行分工，出版部门可再分工。如此专业化后，所出的书更精更好，避免重复浪费。
总的来说，胡愈之强调出版发行分工专业化，必须有一个全国性的统一发行机构，有伸展到全国农村、城市、工厂、学校、机关、公共场所，以至穷乡僻壤每个角落的统一的发行网，垂直发行，降低读者负担。
该讲话对我国后来全国发行网的建立以及出版和发行的分工具有指导性意义，为之后的出版发行业改革做了思想上的铺垫。此选文只选取了胡愈之先生的一次讲话，就能看到其对出版发行工作的专业负责态度，以及对百姓购书问题的关切之情，讲话虽然是针对出版业的干部，但是着眼点却是如何便民买书、降低书价。
胡愈之策划出版“三农”图书的具体做法有三：一是要求编辑干部下农村蹲点，推行编者、作者、读者三结合的编辑做法；二是亲自下到农村调查，采编适合农民阅读习惯和阅读能力的稿件；三是集中全国的资源，以极低的定价推出大量“农村版”图书。该文就体现了其第三点的思想，即通过出版发行业的改革，建立全国的发行网，降低书价，惠及百姓。
（张淏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