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玛窦 金尼阁
中国使用印刷术的日期比人们规定的欧洲印刷术开始的日期，即大约1405年，要略早一些。可以十分肯定，中国人至少在五个世纪以前就懂得印刷术了，有些人断言他们在基督纪元开始之前，大约公元前50年，就懂得印刷了。他们的印刷方法与欧洲所采用的大不相同，而我们的方法是他们无法使用的，这是因为中国字和符号数量极大的缘故。目前他们把字反过来以简化的形式刻在很小的木版上，多用桃木或苹果木制作，虽然有时枣木也用于这项用途。
他们印书的方法十分巧妙。书的正文用很细的毛制成的笔蘸（原书为沾，编者注）墨写在纸上，然后反过来贴在一块木版上。纸干透之后，熟练迅速地把表面刮去，在木版上只留下一层带有字迹的薄薄的棉纸。然后工匠用一把钢刻刀按照字形把木版表面刻掉，最后只剩下字像（原书为象，编者注）薄浮雕似地凸起。用这样的木版，熟练的印刷工人可以以惊人的速度印出复本，一天可以印出一千五百份之多。中国印刷工人刻这类木版的技术非常熟练，制作一个所花的时间并不比我们一个印刷工人排版和做出必要校正所需的时间更多。这种刻制木版的办法极适合中国字既大又复杂的特点，但我不认为它能适用于我们欧洲的字型，我们的字型太小很难刻在木头上。
他们的印刷方法有一个明确的优点，即一旦制成了木版，就可以保存起来并可以用于随时随意改动正文。也可以增删，因为木版很容易修补。而且用这种方法，印刷者和文章作者都无需此时此地一版印出极大量的书，而能够视当时的需要决定印量的多少。我们从这种中文印刷方法中得益匪（原书为非，编者注）浅，因为我们利用自己家中的设备印出了我们从各种原来写作的文字译成中文的有关宗教和科学题材的书籍。老实说，整个方法非常简单，只要看过一次这种印刷过程，人们都会想亲自试试。正是中文印刷的简便，就说明了为什么这里发行那么大量的书籍，而售价又那么出奇地低廉。没有亲身目睹的人是很难相信这类事实的。
他们还有一种奇怪的方法来翻印刻在大理石或木头上的浮雕。例如刻在大理石或木头上的薄浮雕式的墓志铭或图画，用一张湿纸贴上，上面再盖上几片布。然后用小木槌敲打整个表面，直到浮雕的全部线条都压印到纸上为止。纸干后轻轻地涂上一层墨或别的颜色，之后浮雕印出的形象衬着纸原来的白色就突出出来。当浮雕很浅或线条很细时，则不能采用这种方法。
中国人广泛地使用图画，甚至于在工艺品上；但是在制造这些东西时，特别是制造塑像和铸像时，他们一点也没有掌握欧洲人的技巧。他们在他们堂皇的拱门上装饰人像和兽像，庙里供奉神像和铜钟。如果我的推论正确，那么据我看，中国人在其他方面确实是很聪明，在天赋上一点也不低于世界上任何别的民族；但在上述这些工艺的利用方面却是非常原始的，因为他们从不曾与他们国境之外的国家有过密切的接触。而这类交往毫无疑义会极有助于使他们在这方面取得进步的。他们对油画艺术以及在画上利用透视的原理一无所知，结果他们的作品更像（原书为象，编者注）是死的，而不像（原书为象，编者注）是活的。看起来他们在制造塑像方面也并不很成功，他们塑像仅仅遵循由眼睛所确定的对称规则。这当然常常造成错觉，使他们比例较大的作品出现显明的缺点。但是这并没有妨碍他们用大理石和黄铜和黏土制造巨大丑恶的怪物。他们用黄铜制钟，用木槌击钟。他们不能容许用钟锤上的铁舌击钟，所以他们的钟在音色上比不上我们的。
本文节选自《利玛窦中国札记》第一卷第四章，[意]利玛窦、[比]金尼阁著，何高济、王遵仲、李申译，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21—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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