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罗伯斯庇尔
出版自由和言论自由不可能有区别；两种自由像自然界一样，都是神圣的；出版自由也像社会本身一样，是必需的。
法律几乎到处都在拼命破坏出版自由究竟是受了什么厄运的影响呢？问题在于法律是由专制君主制定的，而出版自由是鞭挞专制主义的最可怕的鞭子。千百万人受一个人的压迫，如果不是因为他们陷于极端愚昧和严重麻木的状态，拿什么东西能够真正说明这种怪事呢？但是，让每一个有自尊心的人都能够揭露暴政的背信阴谋和狡诈行为吧；让他能够不断地以人权来对抗破坏这种权利的侵害行为，以人民主权来对抗屈辱人民和使人民贫困的行为吧；让被压迫的无辜者能够自由地发出它的严厉的和使人感动的呼声，而真理能用自由和祖国的神圣名义把一切智慧和心灵联合起来吧。那时野心就会到处碰壁，而专制主义就会被迫不断地退却，或者被社会舆论和大众意志的不可摧毁的力量打得粉碎。因此，请看一看，专制君主是怎样阴险狡诈地联合起来反对言论和著作的自由；请看一看，残酷的宗教裁判所是怎样用上帝的名义来迫害自由，而国君是怎样用他们为维护自己的罪行所制定的法律来迫害自由。让我们把他们用来奴役我们的那些偏见的枷锁抛弃掉，学会重视出版自由吧！
…………
出版自由必须是完全的和无限制的，不然它就根本不存在。我看到只有两种改变它的方法：一种是使它的使用服从于若干限制和手续；另一种是用刑事法律来预防它的滥用。这两种方法中，无论第一种或第二种，都要求给予极其认真的注意。
首先，显而易见，第一种方法是不能接受的。因为人人知道法律的制定是为了保证每一个人自由发挥自己的才能，而不是为了束缚他的才能。法律的力量仅限于禁止每一个人损害别人的权利，而不禁止他行使自己的权利。有人借口预防出版自由可能引起的弊害，想要对出版自由制造障碍，现在对于这些人也不需要用更多的话来加以反驳。大家知道，为了防止滥用而剥夺天性和艺术对人所赋予的表达自己情感和思想的手段，或者由于害怕他诽谤而封住他的口，或者由于害怕他用手来打自己的亲友而把他的手捆绑起来——这是一样荒唐的事情。大家知道，这种方法简直是专制制度的秘方。专制制度为了使人们变得谨小慎微和安分守己，认为最好的手段是使他们成为被动的工具或卑鄙的傀儡。你们要使表现自己思想的权利服从什么样的手续呢？难道你们禁止公民利用出版物，以使全人类的共同美好事业成为某些雇佣奴仆的财产吗？难道你们要把定期讨论文学课题的特权授予或出卖给一些人，而把讨论政治和社会事件的特权授予或出卖给另一些人吗？难道你们要规定，如果人们没有取得警察官吏的许可证，他们就不能有发表自己意见的自由，或者他们只有取得检查员的赞同和依照政府的许可才可以思考吗？制定出版法的荒诞不经的想法所产生的最坏后果，实际上就是这样的。但是社会舆论和国民的共同意志早已把这种可耻的风习铲除得一干二净了。遗留下来的大概只有这样一种观念：消灭不指明作者或出版者姓名的一切作品，以及向作者或出版者追究责任。但是，因为这一问题同我们讨论的第二部分，即同关于出版的刑事法律理论具有联系，所以这一问题要根据我们就该项问题所确定的原则加以解决。
对所谓滥用出版权利是否可以规定刑罚，以及在什么场合下可以规定这种刑罚？这就是我们所应该解决的重要问题，也可能是宪法典的最重要部分。
出版自由可以实现在现象和人这两个对象方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