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通》成书于景龙四年（710），全书共二十卷，内篇、外篇各十卷。其中内篇十卷有三十九篇，阐述历史书籍的源流、体例和编撰方法；外篇十卷共十三篇，论述史官在编辑过程中的建置沿革和编撰取舍得失。保存至今的共有四十九篇，其中原书内篇中《体统》《纸缪》《弛张》三篇，后人于北宋修《新唐书》时丢失。刘知幾在《史通》中系统客观地研究所有纪传、编年诸书、儒家经传及其笺注、诸子百家著述、辞赋诗文，总结其中记述史事的方法、观点和态度，对此进行评论分析，并提出诸多精辟的见解。这是一部史学理论价值巨大的著作，并且在编辑实践和理论建设中均有建树，建立了史学理论体系和史籍编撰体例。从编辑内容来看，刘知幾主要针对史书典籍的编辑工作，对后世历史著作的研究和编辑产生了重要影响，《新唐书》《资治通鉴》《清史稿》等都不同程度地接受《史通》的观点。但是书中阐发的编辑人才观、编辑审读观、编辑管理学、编辑伦理学、编辑社会学等内容十分丰富，不仅为后人打开了编辑学的大门，也积极告知后人编辑学与其他学科密不可分的关系。因篇幅有限，本文主要就《叙事》篇进行探讨。
《叙事》篇中主要是针对篇目的写作方法和编辑内容进行评议。他在《叙事》篇中提出：“夫国史之美者，以叙事为工，而叙事之工者，以简要为主……文约而事丰，此述作之尤美者也。”这里刘知幾对编撰内容提出“文约而事丰”的总体要求，“文约”意指文字要简洁精练，“事丰”意指所对应的编辑和写作史实要做好交代。这里的要求不仅是体例与内容相符，写作风格和编辑技巧一致，还有选材合理与叙述清晰，史料的严谨考订等。从编辑内容的角度来看，主要是针对两个问题：繁简程度和文风问题。对于繁简问题，《叙事》篇中主张真实简要的编辑风格，“叙事之工者，以简要为主”。刘知幾认为：“夫叙事者，或虚益散辞，广加闲说，必取其所要，不过一言一句耳。”在编辑过程中，为了增加语言的准确性，应该对冗杂的内容进行删减。“言有关涉，事便显露”，他认为有些语言不要全部加以记录。面对一些“冗句”“烦词”，他更是提出“省字”“省句”的观点，以《汉书·张苍传》为例：“年老，口中无齿。”“盖于此一句之内去‘年’及‘口中’可矣。夫此六文成句，而三字妄加，此为烦字也。”刘知幾还主张“斯皆言近而旨远，辞浅而义深；虽发语已殚，而含意未尽”。对于文风问题，刘知幾推崇《左传》《汉书》中叙事简要之风，主张“文而不丽，质而非野”，文字简洁真实，可以运用恰到好处的文学手法，使得文章内容具有可读性和艺术感染力。“昔文章既作，比兴由生，鸟兽以媲贤愚，草木以方男女；诗人骚客，言之备矣。”刘知幾认为自魏晋以来形成不良风气，玩弄辞藻，华而不实，“其立言也，或虚加练饰，轻事雕彩；或体兼赋颂，词类徘优。文非文，史非史”。这种文风不仅违背了叙事简要的原则，甚至模糊了文与史的界限。
《叙事》篇中体现的编辑思想和编辑原则在今天仍然有积极的启示作用。在编辑人员整理文稿过程中，首先要提高自己的学识修养和知识结构，对编辑内容有着准备把握，将一些冗杂多余的信息尽可能地删除，去粗取精，去伪存真。之后合理审视整个文章结构，将文稿内容和文章主题进行艺术加工，最终实现内容和形式的完美结合。
（刘苏）
[2] 懘籥（chìyuè）：意为不和谐的音乐。
[4] 轊（wèi）：车轴头，即套在车轴末端的金属筒状物。鲍照《芜城赋》：“当昔全盛之时，车挂轊，人驾肩。”
[5] 髽（zhuā）：指古时妇人在办丧事时用麻将头发束成的发髻。
[7] 蒯瞆（kuǎiguì）：卫后庄公，前480—前478年在位，全名姬蒯聩，卫灵公之子，卫出公的父亲，春秋时期卫国第三十任国君。卫后庄公与卫国第十二任国君姬扬（即卫前庄公）的谥号相同，均为“庄公”，为了区别，故称“后庄公”。
[8] 谶（chèn）：指将要实现的预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