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是的，对于史书的文字表述的审美要求，的确是中国史学上的一个优良传统。刘勰《文心雕龙·史传》篇说：“辞宗丘明，直归南董。”这里就高度评价了《左传》的文辞，可见这个优良传统形成的久远。刘知幾说的“国史之美，以叙事为先”，不仅明确地提出了文字表述的审美观念，而且把这种审美的要求置于重要的位置。宋人吴缜把“文采”列为作史的三原则之一，而梁启超又继承了吴缜的观点，认为“文采”是史家具有“史才”的突出表现之一。白先生提出“历史文学”这一概念，并在区别两种历史文学的基础上，结合历史学的传统，认为“历史文学是指真实的历史记载所具有的艺术性的文字表述”。白先生从写人物、写语言、论战争、表世态等几个方面举例说明中国史学重视历史文学的传统。他还认为，顾炎武论“文章繁简”也是这个传统的表现。此外，他还谈到文史关系而尤其强调“文中见史”的特点。尽管“文中见史”的情形已超出了“史学家对于历史的文字表述”的范围，但这是值得史学家关注的。一方面是文史关系的密切，一方面是“文中见史”的“史”同样值得史学家重视。由此可见，白先生所说“历史文学”的范围是很广泛的。
近30多年来，文史学家对“历史文学”的探讨，发表了许多文章，讨论中也出现了一些歧异；同时，由于文学研究者讨论的是文学、艺术作品，而史学研究者讨论的是“史学家对于历史的文字表述”，为了不至于被误解、被混淆，我们在讨论中国史学上的历史文学传统时，是不是可以同时表明这是一个史学审美的问题，这也是进一步指明了中国史学上“历史文学”传统的性质。
说到当前的文风，看得重一点，似可用七个字概括：浮躁，随意，修养差。“浮躁”往往表现为用夸张的语句把研究对象的价值及本人所做的研究结论，一并予以放大、抬高。“随意”的表现是遣词造句的草率，以至于炫耀庸俗，如某电视媒体的一则广告词中说到“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时，一群孩子接着说“核桃仁”“杏仁”“花生仁”之类的话。孔子倡言的“仁”在这里竟然同“核桃仁”“杏仁”“花生仁”之类的词语直接联系起来甚至等同起来，这种践踏文化的行为，不应当理直气壮地对它大声说“不”吗！还有，一个“给力”被发明出来，一时间成了时髦，处处被套用，弄得人们头晕目眩，这种一风吹的随意性使人啼笑皆非。“修养差”的表现是用语失范，这种事例俯拾皆是，而且是一些最基本的用语，“其间”常被误作“期间”，“既然”常被写成“即然”，而“即使”又被写成“既使”，“作客”写成“做客”等。这种“修养差”的事例看来是“小事”，但若把这些“小事”积累起来，那就是反映民族素质的大事了。我以为，整肃文风是全社会的大事，因为文风也是学风的一种反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