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自梁启超提出“中国史学史的作法”到现在，中国史学史学科已经走过了近90年的历程，经历了一些特征鲜明的发展阶段。听说一些中国史学史研究者在一起交流时，感觉到这些年来的史学史研究模式在现有的基础上似应有所变化和改进，从而进一步提升史学史研究的学术水平，但怎样变化和改进却难以说得清楚。近二三年来，您接连在《史学月刊》《天津社会科学》《河北学刊》等刊物上发表文章，讨论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创新问题，对这个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想法，请给我们介绍一下您的相关思考。我们很想知道，是什么促使您不断突破过去的研究路数？您提出这些新的想法的源泉来自哪里？
瞿：这个问题提得好，可以说，这是中国史学史研究者都要思考的问题，因为它的确是如何推进中国史学史研究所面临的新问题。
在分析这个问题之前，我认为有必要指出，对于初学者或者说对于年轻的同行们来说，作个案研究与熟悉中国史学史发展的全过程，是不可或缺的基础。只有有了扎实的个案研究的功底，才不会走向无根之谈的误区；只有熟悉中国史学史发展的全过程，才能对每一个个案研究的成果做实事求是的、近乎准确的定位，不会走向过分夸大或过于贬低的误区。
近百年来，中国史学史研究几起几落，真正有了长足的发展，是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的。而这个发展，同20世纪60年代初，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地学术界举办的关于史学史研究与撰写的大讨论，有密切的关系。这些讨论为其后的发展做了思想上、理论上的准备，甚至也做了专业人才的准备，意义重大。回顾这30多年来的研究，出成果，出人才，都是空前的。随着岁月的积累，研究队伍的扩大，面对其他学科的进步和国内外学术的发展，史学史研究者在总结、反思的基础上，提出了你所问到的类似问题。
说到“研究模式”，这同研究对象与表现形式的关系有密切的联系。比如，考察一部史书，大致上会讲到它的编撰、内容、思想及价值；评论一个史家，大致上会讲到他的经历、治学范围、主要成就及评价。这种研究模式可能还会长久地存在，对于初学者和年轻同行更是如此。当然，如果我们思考的是如何推进中国史学史研究深入发展，这种研究模式就难以胜任了。在同大家讨论的基础上，经过思考，我提出了这样一些想法：第一，做贯通的专题研究；第二，做中外史学比较研究；第三，做中国史学史上或当今中国史学发展中提出的重要理论问题研究；第四，做中国史学家关于外国历史和外国史学的研究等。同时，还应当关注外国史学家对中国历史和中国史学的研究。这些问题，有的也不是什么新问题，关键是要有这些方面的“问题意识”。新的问题，新的视角，新的理念，都有可能促进研究模式的变化。
至于中国史学史方面的专书，仍可以按照时代顺序撰写。就目前所见到的专书来看，按时代顺序写的居多，但在分期或分段方面，各书也有区别，甚至是很大的区别，不妨都翻阅翻阅，以比较其长短得失，从中获得启示和经验。中国史学史的专书，还可以按照问题来写。我在这方面的尝试是《中华文化通志·史学志》。中国古代的志书，包含一方之史和一方之山川、人物、风土、人情等丰富的内容。用这种体裁来写史学史，的确是一个尝试。此后，我又出版了《中国简明史学史》和《中国史学通论》，前者按出版社的要求，脱胎于《史学志》而略有变化；后者更近于按问题梳理，一一论述。如果以这三本书同我的另一部书《中国史学史纲》做比较的话，虽然内容上有交叉，但在表现形式上是有显著区别的。总之，不论是按时代，还是按问题，只要有新的认识、新的问题，都是可以尝试的表述形式。其中，我以为按问题进行研究和撰述，或许会成为当今大家更多关注的形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