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报》：您在著作中提到，自20世纪80年代起对“中国古代史学没有理论”这种说法进行反思，能谈一谈当初的想法吗？
瞿林东：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史学界也开始从理论上进行反思。批评教条主义、简单化和片面性，成为20世纪80年代中国思想界很重要的一项活动。这一时期，大量西方史学的理论著作陆续涌入中国。对于那个时代的年轻人来说，西方史学的理论就好比吃快餐一样新鲜，于是便有人开始用西方史学的理论比照中国的史学，认为“中国古代史学没有理论”，这种看法在当时影响很大。我是学史学史的，对此深受刺激且备感无奈。中国古代史学是有理论的，但自己却说不出来，因为我和同行们没有着手研究。后来，我就开始有意识地较多地关注中国古代史学发展中的理论形态。
在研究过程中，首先碰到的就是理论形态方面的问题。历史学主要有两种理论形态，一个是关于客观历史的理论（历史理论），一个是历史学这门知识或这门学科自身的理论（史学理论），而研究者往往容易将历史学的这两种形态混淆起来。人们虽然经常说历史学理论，但实际上大多数场合说的是客观历史的理论。为什么会产生这种情况？因为唯物史观是对客观历史发展理论的最高概括，这就容易以此代替历史学知识的理论。我的老师白寿彝先生在1983年主编《史学概论》并反思过去的时候，也说这个问题曾使他感到困惑。
《中国社会科学报》：所以，区分历史理论和史学理论是您理论研究的一个新起点？
瞿林东：是的。在《史学理论研究》的前身《史学理论》1987年的创刊号上，我曾写过一篇题为《史学理论与历史理论》的短文，对二者的区别和联系做了分析；而在这之前的1986年年底，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的陈启能研究员曾写过一篇《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后来我才知道，1982年尹达先生在一次演讲中已提出过这个问题。
那么，接着要做的就是分别对两个领域进行梳理与研究。1992年，我发表了《中国古代史学理论发展大势》一文，对中国古代史学理论从纵向上做了梳理和概括。1994年出版了《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纵横》一书，这本书从史学批评的角度讲问题，也可以说是一个新的领域。从中国史学发展角度看，史学批评与史学理论有直接关系，由批评提出问题，从而推动理论的发展。随后于1998年出版的《中华文化通志·史学志》中分别写了史学理论与历史理论的发展情况。当时采用的是“历史观念”，而不是“历史理论”。随着研究的逐渐深入，我又在1999年出版的《中国史学史纲》一书中，进一步加强了关于各历史时期的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的概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