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以追随自然科学为目标的社会科学在自己的发展中遇到的特殊困难和问题也对自然科学意义上的真理观能否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继续有效贯彻提出了质疑。随着社会认识研究的深化，“科学家在试图解决牵涉到日益复杂的学习问题过程中遇到了各种各样的困难，而对于这样一些困难，旧的科学理论越来越不能提供合理的解决方法”[7]。缺乏科学合理的方法就难以使社会科学研究达到科学的理论水平和真理性程度，从而对社会科学的真理观提出了挑战。
更进一步说，过去对于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划分也正在失去其原有的界限和区别，它们之间在研究方式方面日益互相借鉴和融合，各自原来所理解的真理性目标也都有所调整。在这种背景下，社会认识的真理性无疑也存在着重新考虑的必要。在这个问题上，普特南的真理观把真理性问题与合理性问题结合起来统一加以考虑，把对象问题看作一个随着语境不同而变换的问题，注意到了历史真理的相对性并力图为历史真理的存在提供证明，这对于我们考虑社会科学中的真理问题的特殊性提供了可资参考的思路。
id="heading_id_5"3.社会认识中真理性的特点
如果说变革自然的实践使对自然的认识逼近真理达到科学成为可能，则当代大事件本身不仅既为各级各门各类社会认识学科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对象性基础，也为社会认识的科学化真理化进程提供了必要的动力和实现条件。马克思曾指出：“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产生的对象性的存在，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是感性地摆在我们面前的人的心理学……如果心理学还没有打开这本书即历史的这个恰恰最容易感知的、最容易理解的部分，那么这种心理学就不能成为内容确实丰富的和真正的科学。”[8]马克思这里所讲的人的心理学，在广义上就是我们所说的社会认识科学。那么，“心理学”如何才能打开这本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帮助人类达到科学的认识和自我认识呢？马克思认为，“必须从它同人的本质联系上”，“把工业看成人的本质力量的公开的展示”[9]。在马克思主义看来，人文社会现象及其过程和规律作为人的社会行动的规律，既是一种客观的物质运动过程，也是一种对于价值和意义的自觉追求和创造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既有对于现实生命和生活过程的不断认识和观念化活动，也是人们的思想观念不断的现实化、对象化的过程。因此，社会规律本身便是客观性与主观性、自在性与自觉性、事实性与价值性的对立统一。相应地，对人文社会现象及其本质和规律的真理性认识，与对于自然现象及其本质和规律的真理性认识有所不同。
总体来说，社会认知的真理性具有经验性、具体性、理解性、反思性、批判性和实践性的特点。它不是对于客观自然规律的单向逼近和客观符合，而是作为社会历史主体的人的一种自我认识和自我反思，是主观与客观的一种双向符合；它体现着人对于社会生活及其价值意义的追求与创造，是具有特殊内容和形式的社会真理。社会真理既符合人类社会存在运动和发展的特殊本质和规律，具有客观必然性，又符合人的本性和社会历史主体的价值追求，具有价值应然性，是主体的自觉能动性与客观规律性、自主活动性与受制约性的统一。社会真理的特点决定了获取和达到社会真理的途径也与获取和达到自然真理的途径有所不同，它既不是单纯实证性的，也不是单纯理解性的；既不是单纯认知性的，也不是单纯评价性的；而是包含着认知性与评价性、实证性与理解性等一系列社会认识方法的有机综合的方法论体系。正是这多种方法的综合运用，使社会认识的真理性成为可能。
总之，在我们看来，社会认识论研究的任务不仅在于客观地真实地再现人们在实际生活和科学活动中是怎样认识社会的，尤其应当指出人们怎样才能更加科学合理有效地认识社会，并为他们更加自觉地和有成效地科学认识社会提供科学的理论原则和方法论指导。因此，科学性问题应当是社会认识研究的焦点问题和轴心问题。在一般科学研究中，科学性主要是在客观性、真理性意义上使用的，它又常常与精确性、确定性、可知性等相关联。衡量一门学科是否达到了科学，就是看它是否找到了自己相对确定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以及能否运用这些方法去客观、准确、全面、真实地反映对象，以至建立起反映和再现这些对象的本质及其规律的体系性的知识或理论体系。这种标准一般说来还是近代自然科学的标准。按照这种标准，很多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至今还没达到科学水平。但我们确实又看到，半个多世纪以来，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不仅迅速地发展起来，并且处在现代科学体系的前沿，甚至成了公众最寄予希望的科学（丹尼尔·贝尔语）。在这种意义上，要考虑到社会认识和社会历史的特殊性及其与一般性的统一中解决社会认识的科学性及其评价标准问题。[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