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为了进行抽象化并解决没有出路的难题，可能应该首先隐退荒漠，甚至退到孤岛，讲述并非神话的简单故事。类型：“从前”，有一次，那一天，在一个岛上或在荒漠中，为了“说宗教”，你们设想一下：有几个人，几个哲学家、教授、解释学家、隐士或隐居者模仿小修道院的生活，秘密而又平等、友好而又博爱地共度时光。可能，还必须把这个话题置于并限定在时空中，就是要说出地点和背景、已过去的时刻、那一天；此外，还应该抓住转瞬即逝的短暂时光，就像对待将要撕毀其中某几页的日记那样把过去时日个别化。类型规律：同日大事记（读者已经能滔滔不绝地谈论一个日子）。时间：一九九四年二月二十八日。地点：卡普里（Capri）岛。在一个旅馆里，我们朋友般地围坐在一张桌子旁交谈，没有先后次序，没有时间限制，也没有指令约束，除了那个最清楚也最模糊的词：宗教。我们都相信我们能够假装相信——彼此信赖——大家都有某种相同的前理解。我们的言行举止就好像我们通过我们相信的（对这一天的相信，已经！）各种语言，也就是我们所懂的语言，对所谓“宗教”取得共识。我们相信这个词的最低可靠性。就像海德格尔所谓的“存在词法”的事实性（于《存在与时间》的开始部分），我们相信（或者相信自己应该如此相信）自己事先已经理解这个词的意义，是为了能够提问并且让我们对这个主题提出问题。不过，我们在后面还要回到这个问题上来，没有任何东西比这样一种“事实”更加没有事先的可靠性（恰恰在这两种情况下！），而宗教的全部问题可能都回归到这很没有保证的问题上了。
4.在上述圆桌旁进行的最初交流开始时，瓦蒂莫（GianniVattimo）建议我即席提出一些看法。但愿读者在此能够允许我以斜体字，在某种概括和简略的前言中重提这些观点。其他一些意见无疑在我事后所写的另一篇不同性质的文章中得到阐述，而这篇文章则严格局限在时空范围内。可能是完全不同的另外一个故事，然而又是或近或远的从一开始就被大胆提出的言语的故事，那一天，记忆将继续指点我之所写。
在思考之日，我首先建议尽可能以赞同和肯定的态度营造一种真实和独一的环境，也就是我们那时所处的环境：行为、共同的任务、一个日子、一个地点。我们实际上已经同意回应一个双重的建议，即哲学的建议和出版的建议，这种建议自己又立刻开启一个双重的问题，即语言的问题和民族的问题。不过，如果在今天，存在另外一种“宗教的问题”，以一种现时和新鲜的姿态出现，这种没有年代的事物在世界或宇宙中前所未有的再现，那当然涉及语言——更确切地说，是习惯用语、文学性、文字，它们形成了任何启示和任何信仰的成分，就是最终不可还原和不可翻译的成分——但也涉及不可分离的习惯用语，首先与社会、政治、家庭、种族、共同体、民族和人民的关系不可分离的习惯用语：本土、土地和鲜血，还有对于公民和国家愈来愈成问题的关系。语言和民族在这时构成任何宗教**的历史形体。因为这次哲学家的聚首，国际出版都要求我们首先是“西方的”，然后使用——也就是限于——某些欧洲语言，即“我们”在卡普里这个意大利岛上所说的语言：德语、西班牙语、法语、意大利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