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将过去的事实纳入一种视野，并把它作为我们当下现实的基础保存下来。毫无疑问，我们与这些事实不一样，但我们仍然把自己与过去的事实同一起来，这是人类同一性的奥秘、是内在于现在中的过去的奥秘、是稍纵即逝的奥秘。我们的所有科学和解释都需要从这种派生经验中产生的概念。较之于这类直觉，语言就显得非常贫乏。我们的分析力量和表达力量与我们的意识一道闪烁不定。认为存在一个人类意识的确定领域，在其中一切都是泾渭分明，而超出这个领域，一切则是混沌不清——这种看法是大谬不然的；同样，以为经验的各种因素在意识中的重要性与它们的明晰性成正比，此类见解也是毫无根据的。
由于人类经验的这种复杂特性，诉诸历史就非常重要；形而上学和神学一样，都需要诉诸历史。单凭某个时代中凤毛麟角的智者的直接内省行为，是不可能获得必要的证据的；万一遗忘的洪水淹没了人类的记忆，我们倒是可以依靠这种内省的方式来恢复乘法运算表，但是，仅此而已。在世界的每个历史时代中，人们的行为以及对情感、动机和意图的理解，照亮了他们经验的深处。就这种对生活、行为和感情之意义的解释而言，不同的时代有着不同的面貌；而在这种对历史证据的甄别方面，则需要一种基于鉴赏力之上的批评，一种以逻辑分析和归纳概率为基础的批评。
批评的两个基础——美学和逻辑，在各个历史时期，两者都是互相关联的，在推理的最终判断中融为一体；每一个时代都储存着这样的信息，它们构成了事物本性中最隐秘的特性。只有那些文明人才能理解文明，他们具有这样一种特征，他们用理解力去揭开那关乎我们本性的真理。据说，伟大的悲剧在观众面前演出的时候，会对人的情感起着净化作用；同样，伟大的历史时代也对人产生启蒙作用，它们在我们面前揭示出我们自己。
三
基督教自身以一种对某些重大历史事件的意义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为基础，这些历史事件零乱地分散在一千两百多年的时间里，即从早期希伯来的先知和历史学家到完成的稳定的西方神学的奥古斯丁时期。从先知的巴勒斯坦到柏拉图的雅典，有一个故事在地中海东部沿岸流传着：它最后在加利利和耶路撒冷达到了顶峰；尔后，其影响重镇在安提丰、以弗所、埃及、罗马、康斯坦丁堡等国家和城市之间来回不定地波动着。当奥古斯丁在公元430年仙逝于希波时，欧罗巴民族的宗教已经初具规模，产生各类变种的能力已成为它的固有特性。罗马天主教会、东正教会、威克里夫和胡斯、路德和加尔文、克莱门大主教、乔纳森·爱德华兹和约翰·卫斯理、伊拉斯谟、依纳爵·罗耀拉、索西尼派、乔治·福克斯和梵蒂冈会议，在诉诸历史方面都拥有同样的权力。诉诸历史所得出的结论，完全取决于指导你进行选择的价值判断，以及支配你进行连贯的神学思考的那些概念背后的形而上假设。诉诸历史就是诉诸行动、思想、情感和制度，因为在历史的早期，那些伟人和重大事件曾诉诸历史，在地中海沿岸产生过影响。
在诉诸历史方面，我们必须记住，在现存的福音书与它们所讲述的事件之间存在时差：记载上的不一致、传统通过语言的转译、令人生疑的段落，都可以看到与历史事实有出入，这点在圣保罗身上尤其明显，他理当求助于那些亲眼见过基督的门徒，但是，他却没有这样做，相反却回到了阿拉伯半岛。我提出后面这些构成所有史料写作之基础的观点，只是为了引出一个毋庸置疑的结论：任何现代的宗教改革都必须首先关注那些分散在整个时代中的道德和形而上学的直觉上，这一结论乃是现代思想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