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一来，在18世纪和19世纪里，自由派的神职人员和平民信徒对系统化神学的抨击，就被全然误解了，他们在当时抛弃了所有用来防止迷信狂热的主要保护措施。一种开明宗教应该旨在训练这样一类情绪，它们是开明的理性批判的自然产物，这种批判在形而上的直觉中形成、在人类历史的各个伟大时代里产生过巨大的影响。诉诸历史就是诉诸那些我们个体生存的任何当下澄明所不能达到的极点，也就是说，诉诸历史就是诉诸权威，而诉诸理性便是诉诸那最后的审判者，这种审判者是普遍的，但对每个人又是个体性的，所有权威都必须对此顶礼膜拜。一直到今天，历史也具有权威，而且确实直到今天，历史还承认理性诠释的某种尺度。
于是，抨击系统思想就是背叛文明。然而，那些为近代思想奠定基础的大思想家们——例如约翰·洛克——却有理由对传统的教条式的神学表示不满，尽管他们也部分地误解了他们的态度所应立足的基础。他们的真正敌人是那些结论式的教条化学说，这种学说在神学、科学和形而上学中一向是兴盛不衰。从古希腊到现代，理性思想的方法论一直受到这种基本误解的污染。这些错误决不限于宗教思想，它们已影响到了思想的所有领域；在每个时代，它们的最终目标都是引进一种结论式的教条。强调确定性是一种错位，而教条式的拒斥也犯有同样的错误。
从批判思想的肇端起，我们就在两种主题之间找到了差别：前者具有确定性的知识，而后者则主张人们只能获得不确定性的知识。明确确立这种差别乃是近代思想的曙光，它带来了批判。在《圣经》的任何一卷中，不论是在耶和华还是在其崇拜者的观念里，差别的概念几乎没有出现过。这种新差别的第一个结果是颇为不幸的，因为它过于头脑简单，而且确定性的领域又被人误解。例如，我们发现，柏拉图在其晚年鼓吹宗教迫害，并凭借其自身论证的确定性和这一主题的重要性来为自己辩护。
我认为，系统神学的发展应该伴随一种批判性的理解，这种理解所关心的是语言表达与我们最深沉和执著的直觉之间的关系。语言的产生是为了回应激动人心的实践活动，它与一些重要的事实有关，而这些事实掌握在意识的手中；意识之所以详细考察它们，完全是因为情感回应会直接带来有目的的行为。这些重要的事实是可变的——老虎的出现、雷声的轰鸣、疼痛的**，凭借我们的感官它们成为人们的经验，这样，就形成了关于感性材料的感觉主义学说，这类材料就是经验的起源。
然而，这些重要的事实却是非常表面的。因为它们是表面的，它们才是可变的；又由于它们是可变的，它们才能在意识中被甄别。在我们的经验中、在意识的边缘，还有另外一些因素，对我们的经验起着非常重要的限定作用。因此，就那些事实而言，闪烁不定的是意识，而不是事实本身；它们总是确信无疑地存在着，虽然受到某种轻视，但人们却无法回避它们。例如，设想一下，我们是如何从刹那间的过去派生出来的，当我们拖长它那有力的音调、欣赏它的过程时，我们是它的延续，我们与它是相同的。然而，我们也在修正它、扭曲它、改变它的意图、更换它的音调，并用新的元素更新它的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