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并非像国家的管理那样能被民主化，它越来越取代对生活领域的规范的调节作用，即那种政治的或经由前政治的交往形式而达到的维系作用。由此，不仅私人的领域越来越转化为一种为追求成功把每个人自己放在处理事物第一位的那种机制，而且置于公共合法性要求之下的那个领域也缩小了。由于以民主的方式构建舆论与意愿的工作不见成效，令人失望，国家公民越加趋于自私自利。本来，以民主的方式构建舆论与意愿的工作是在民族的舞台上进行的，而且还只走在半道上。现在，这一工作转移到超民族的层次上，其决策的步骤更难以实施。公民由于对国际共同体的政治上的建构力量的希望日渐丧失，出现了一种不问政治的倾向。鉴于在一个高度分崩离析的世界社会中各种冲突和令人哀号的社会不公正现象，随着一个又一个的失误，人们对万民法（V?lkerrechts）的立宪之路也日渐失望。
后现代的理论以理性批判的方式对待这些危机。它不把这些危机视为西方现代化过程中理性潜能的这一或那一失误，而是把其视为自我摧毁的精神的和社会的理性化纲领的逻辑后果。虽然对理性抱彻底的怀疑态度绝非属于天主教的传统，但天主教直到20世纪60年代对人本主义、启蒙、政治的自由主义等世俗化的思想都感到难以适顺。于是出现了这样的一个理论：在对现代性的悔思中发现，只有宗教的那种对超越维度的诉求，才能把现代性从其死胡同中拯救出来。这一观点在今天仍有反响。在德黑兰一个同事问我：是否从文化比较和宗教社会学的观点看，欧洲的世俗化只是一条需要作出修正的特殊的道路？这使人回想起魏玛共和国时期的呼声，回想起施米特、海德格尔或列维—斯特劳斯。
我认为如下的提问方式会更好一点：是否一个令人产生矛盾情感的现代（社会）只依靠交往理性的世俗的力量不会稳定下来？这不是为把理性批判推向极端，而是心平气和地把它作为留待考察的经验问题加以处理。哲学也必须把这一现象当做一个如同从内在出发的认识上的挑战加以认真对待。在对此展开讨论之前，我想略微提一下一个与此相关的另一个方向上的对话：哲学在彻底展开理性批判的时候，也反思自己的宗教—形而上学的起源，时常也使自己处于与神学的对话之中。另一方面，神学也联系到哲学对理性展开后黑格尔主义的自我反思。
四、引申
有关理性与启示的哲学讨论的一个纽结点是一个一再浮现出来的想法：反思的理性追到深处就发现它自己的起源来自于另一个东西。它如若不想陷入一种自相矛盾的死胡同而失去理性的导向的话，它就必须承认这另一种东西的命运攸关的力量。理性经由理性，用尽自己的力量，达到一种皈依，或至少引起一种回转。这或表现为反思认知和行为主体的自我意识（如在施莱尔马赫那里），或表现为反思自己的生存的自我确认的历史性（如在祁克果那里），或表现为反思伦理关系的那种令人愤慨的撕裂。理性在一开始并不带有神学的目的，但当它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意识到自己的局限性时，就转向另一面：不论它表现在一种与宇宙融为一体的包罗万象的意识中，还是表现在一种对拯救信息历史结果捉摸不定的希望中，抑或表现在推进对劳苦大众的同情和绘制实现拯救的蓝图中。所谓包罗万象的意识，传说中的远古事件，没有异化的社会，无非是后黑格尔的形而上学中的匿名的诸神，它们对于神学而言是一眼就能识破的东西。它们可以被破译为三位一体的人格的上帝的假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