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很容易看到，这些（以及类似的）结构变化乃是对功能分化和现代社会与日俱增的复杂性所做的回应。要想找到能够替换它们的方案是很困难的，只有专横狂傲、自以为是的人才会说它们全是错误的。这里的核心要点是，社会学理论，尤其是系统论为更加抽象地描述这些发展提供了一个概念框架：社会与组织（作为不同社会类型）的区分（据问题1）；用语义学对吊诡所作的重新表述（据问题2）；作为信息处理手段的二项对立图式：好与坏、真与假、正确与错误、健康与疾病、拯救与永罚、拥有财产与没有财产，如此等等（据问题3）。按照这样的描述，我们可以看出，宗教的发展道路对于现代社会的其他功能子系统而言部分地是典型的，部分地也是不典型的。对于组织的依赖是注重“国家”的政治系统的特征，而不是科学的特征。对于忽略原初问题的公式的依赖是教育系统的特征，而不是艺术的特征；或许还是经济系统的特征，但却不是医疗系统的特征。宗教系统抛离了一切根本区分和二项对立图式，并试图在此基础上得到发展。这似乎是一项独一无二的实验，唯有宗教系统才表现出这种特征。看来，一个充满爱心的上帝的单调性必须对宗教在日常生活中日益削弱的重要性作出补偿，这似乎加强了教会或教派的成员与非成员之间的组织区分。尤其重要的是，一旦抛弃了拯救与永罚——具体体现为天国与地狱——的基本差异，就会重新归返一个基本吊诡：即自我指涉的统一性。宗教返回到它的原初问题上去。
九
用社会学的术语来说，这个原初问题便是吊诡式自我指涉的问题。若按宗教术语来表述（表述已然是对问题的解决），它则变成了一个超越的问题。事实上，残存至今的各宗教传统的本质均可归在这个标题之下。从更高的视点上看，两种表述可能具有相同的含义。
在传统宗教表述的脉络下，超越被设想成某种给定的东西，是一种全能的创造之力和/或一种来自外部的干预。在人类学家或社会学家眼里，这只不过是一种解决问题的办法而已，所谓超越其实只是人的想象中的一个创造物，用以解决世界之内的意义问题。在持有这两种不同立场的人中间，每一方皆可虑及另一方。对信仰宗教的人来说，社会学家生活在一种无信仰、有罪、知识有限的状态之中，他们没有机会发现超越的实在性。或许他们手里拿错了苹果。从社会学家的角度来看，信仰宗教的人面临着“潜隐功能”的问题，他们无法意识到其信仰的功能，因为这种意识会破坏信仰本身。他们不能相信其信仰的功能，不能相信“非吊诡化”，不得不滞留于日常生活的阴暗洞穴里。然而，这也许只是不同学科、不同知识的人之间的一场争斗。而且，争论的双方也许又在玩弄自我指涉的把戏，其真正用意是利用矛盾来阐明各自的观点。我们是否应对这个问题作出决断呢？我们可以变换一种说法来转述格兰维尔（RanulphGlanville）的话：根本原则的问题并不一定是一个根本问题。
现代宗教实践的主要问题很可能是超越型沟通的问题。出于结构上的原因，我们的社会对任何试图与其环境中的同伴进行沟通的努力都加以阻拦。宇宙变得寂静无声。然而，上帝与人的关系必须是一种沟通关系（还有什么别的关系呢？），但又不能是一种沟通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