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的语义和结构分化使其他生活领域失去了宗教的支撑。如果这些生活领域不能按宗教语汇来重新表述，其结构便仍是一种内在的吊诡。例如，古典政治经济学将“劳动”界定为人与自然的关系。这一定义明显包含着对圣经传统的指涉。但是，劳动不再是原罪的结果，也不再是宗教救恩计划中的一个要素。它乃是一种出于自然的必要性，甚至是一种“自然法则”。这样一来，吊诡便重新进入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框架中：人与自然的关系再度成为一种自然关系。因此，围绕劳动在经济生产和分配系统中的地位问题便出现了无穷无尽的争论，任何一种解决办法，如果不依赖于宗教的非吊诡化的话，至少也必须依赖于意识形态的非吊诡化。
八
今天，宗教作为一个业已实现功能分化的社会的功能子系统而幸存下来，其自律性受到承认。不过，宗教也为此付出了代价：它现在必须承认其他子系统的自律性，即世俗化。宗教表征着世界中的世界，社会中的社会。宗教的吊诡可按集合论的一个著名吊诡来重新表述：它是一个既包括自身又排除自身的集合。
把这个吊诡予以非吊诡化的传统方法是“表征”，其现代方法则需要一种功能定向。世界的“非吊诡化”（我试图为“或然之事的非或然性”找到一个语言关联物）成为一项任务，“呼唤上帝”则提供了问题的解决办法。与此同时，正如我们所知，如此对待宗教是非常不适当的。我们可以问，究竟能不能为宗教问题——就此而言，意义问题——找到一个解决办法呢？我们也可以问，我们的解决办法，尤其是我们称之为现代社会的那个解决办法能不能找到自己的问题呢？我们都知道一些反对运动，其中最引入注目的是近期伊斯兰教对世俗化的反抗。不过，以否定的方式来界定现代生活方式、或西方风格、或资本主义社会、或世俗合理性，并通过否定这种否定性来对其做出反应，这种做法本身便是一种非常现代的处理问题的办法。我们都很清楚，这种办法并不能完全奏效。一种不那么根本、但却更恰当的方法是去寻找对这种状况更加充分的描述：不是去否定我们体验现代生活的框架，而是从这一框架中抽取出某种东西来。例如，我们可以重新返回到宗教在迈向现代的行程中所作出的语义和结构选择。我们不妨提出如下三个问题：
（1）从特伦托会议（CouncilofTrent）的召开和新教“国家教会”的出现开始，宗教系统的组织基础便得到了加强，其专职人员成为一些办事员，一种等级式统一结构发展了起来（尽管事实证明，这种集中的筹划和决策权力并不能使宗教适应现代条件）。然而，促成这样一些结果是一个好主意吗？
（2）用不可见性（invisibility）[10]的语义学（顺便说一句，它在满足宗教需要方面不能尽如人意，这是我们一向知道或感到的）来象征地表示吊诡，这是一个好主意吗？
（3）取消地狱观念[11]，否弃宗教里的恐怖与畏惧，将其展示为一种纯粹之爱，从而失却拯救与永罚的区分（这是专门指定给宗教系统的唯一的二项对立图式），这是一个好主意吗？在上述所有语义变化中，这一点或许是最重要的。[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