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教义演化过程的结果便是分化。由于上帝与人的沟通采取了某些特殊形式，因此，人与自然的关系便成为其他领域——无论是经济领域、科学领域，还是审美领域——所关注的问题。所有这些关注均保持着一种宗教性格，因为正是上帝创造了世界，并把大自然交付给人类。但是，人与自然之间不存在沟通关系。[8]这肯定是一项非常困难的决定，仅在宗教的支持下始成为可能。圣方济各对动物布道，彼特拉克（Petrarch）看待自然的方式几乎成为一种新式宗教，科学实验的程式是探问自然。然而实际上，大自然依旧缄默无言，它不过是使人愉悦、供人利用的东西而已。它从不会抱怨。
七
只有在结构分化的基础上，神学教义的这种令人惊叹、独一无二的建构才成为可能。尤其重要的是，它预设了政治角色与宗教角色的分离以及宗教关怀的一定程度的“私人化”，这一点在希腊城邦的古典时期已经实现。这种结构分化使人们有可能把是否加入宗教组织看成是一桩私人选择的事情，并且开始发展出种种决断前提和控制规则。有了这样一些决断前提和控制规则，在区分成员与非成员时就可以不把其他角色（如公民身份）当做标准。加入或不加入一个特定宗教团体的决断开始独立于个体的其他角色。为了引导这种选择，教义的表述是十分必要的，教义的吊诡结构（例如，一个出身微贱的人，上帝之子）象征着这种选择的独立性。这种状况竟然持续了足够长的时间，从而使一种在其初始机制遭到彻底破坏之后幸存下来的教义系统得到巩固，这不能不说是演化过程中的一个意外情况。我们降生于其中的国教的确保留了一些（被赋予新的意义的）入教仪式（洗礼），尤其重要的是，维持了相对于其他角色的独立性。每个人——儿子、妻子、奴隶、无论何种肤色的异救徒、甚至罪犯——皆能成为基督徒。语义学与社会结构之间存在着一种相互支持的循环关系，这种关系长期稳定着一种非或然演化的结果。不过，我们正在恢复或然之事的非或然性。宗教系统处于演化过程中，它不得不吞食苦果。内在的非或然性作为语义学与社会结构的裂隙、作为变革的永久刺激再度出现。教会无法达到自身的期望。从12世纪开始，思想变革与组织变革的要求不断出现，教会成为这些要求所针对的目标，它通过接受或拒绝变革而变得坚固。同时，这也促进了分化。没有任何其他机构经历了相似的历史过程。宗教与政治的分化实际上已经不可逆转了，成为一种新的解决办法的主要条件之一：母教会由此分化成几个教会、教派和宗派。[9]与此同时，宗教问题与经济问题的一种新的分化也出现了。宗教系统不得不放弃监督经济行为、并为其提供正当理由的任何努力（教会在高利贷和公平价格问题上推行的政策过去一直是它所享有的神授经济顾问权的主要立足点），而经济系统也不得不放弃以金钱换拯救的任何努力。两个系统都必须寻找一些不那么直接的交互影响形式，尊重对方的自主性。同样的结构分化问题也出现在个人隐私领域。宗教系统必须放弃它对**时的身体位置进行控制的权力，但它也能够阻止把女人当做获救途径（从施勒格尔的露琴德到克洛岱尔的《缎子鞋》）的任何企图。
这样一来，演化就不单纯是宗教形式的变化了。这里的核心问题并不仅仅在于吊诡的更明确的概念化得到了发展；事实上，这是一种更复杂意义上的分化。演化改变了系统，由于系统同时又是其他系统的环境，因此其他系统也被迫适应或抵制这种变化。这等于是在一个已经改变的环境中改变结构或保持未改变的结构——但在两种情况下都等于是在加强分化。在社会演化的这些压力之下，结构分化似乎强化和扩大了功能的特殊化（functionalspecification）。这样便引起整个社会的功能分化，出现了我们所熟悉的现代型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