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学教义的语义形式在基督宗教内部发展起来。只要观察一下这些语义形式，便能够很容易地认识我们的问题。“上帝”可以看成是一个集中的吊诡，但与此同时，这个吊诡又促成了世界的非吊诡化。因此，我们发现了一个不对称的创世观念，以此为条件，又发现了世界的偶在性观念。我们认识到等级结构的根源，而这个结构可以在一切地方复制出来。原罪象征着差异的开始和吊诡的转化，它变成了劳作，但仍然是差异。上帝在尘世的道成肉身使不可能之事成为可能。这里的核心问题是“拯救”，即克服差异。不过，这样一来，拯救又变得不可能了，它要取决于恩宠，最后，其本身又转变成一种不可测度、不可认识的决断。或许信仰仍是简单的，但教义却变得非常复杂。经过精心阐述的神学理论揭示出这个问题与其解决办法之间的循环关系。它把吊诡暴露出来，并试图运用自身的手段来解决这个吊诡。夏夫兹博利（Shaftesbury）曾经抱怨：“一切都被归结为信条和命题”。无论我们对这一特定宗教的教义系统持何种看法，与早期宗教相比，它产生了一个重要的结构变化——有人可能称之为演化进步，甚或演化共相。在过去，宗教从未达到这么高的明晰度；在过去，它从未按其自身的方式确立信徒与非信徒的区分，此一区分乃是从我们的人与其他人、公民与异乡人、自由人与奴隶的区分中抽取出来的；在过去，它对于接纳与排斥的调节从未达到如此彻底的自主性；在过去，这个意义上的宗教从未形成一个决断前提之网；在过去，宗教自身在再生产方面所具有的统一性从未像现在这样依赖于阐释，即处置差异的专门技艺。
这种自我调节似乎需要另外一种语义创新。神圣与凡俗的古老差异——它被运用于时、地、人等等——已然失效，必须代之以一种新的差异。这种差异能够被当做宗教系统的纯粹内部差异来处置，它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被宗教系统所接纳与排斥的人之间的差异。这个问题依凭拯救与永罚的差异而得到解决，它易于受到牧师和私人的操纵，操纵的形式乃是多种多样的。这一差异能够被当做生活中最重要的问题提交给信徒，因此它也就有可能受到各种各样次级准则的限定。帕斯卡尔（Pascal）及其他人（帕斯卡尔和耶稣会会士）就连在非信徒面前也争辩说，一个人即使不相信有什么永罚，也不值得冒永罚之险。这一方案可被当做一种总体化策略来对待，它囊括了整个世界，就连被排斥者也概莫能外。在这个层面上，吊诡成为推荐的决断运演。[6]在中世纪晚期，围绕拯救而形成的各种吊诡变得更加突出了，这是由于长期争论的结果。诚然，传统在拯救的确实性与日常化活中的恐惧之间维持了一种简单的反比关系（确实性越多，恐惧就越少），但问题却被夸大了，最终发展成拯救本身的问题：拯救的不确实性。
另一个问题领域与沟通相关联。经过漫长的教义演化过程，与神圣相沟通的可能性被化约为两种形式：启示和祈祷。[7]同一过程强化了启示与祈祷的沟通性质，由此便产生出私人关怀。日本人在神庙前鸣锣、鞠躬、祈愿，但我们无法确知这是否包含一种沟通的意图。基督徒的祈祷是一种有意识的沟通，因此，它要求教义必须具备充分的明晰性。同样，启示并不单纯地被用来创建国家、圣化地方、清除罪恶，或以某种别的方式干预世俗事务，它还是一种有意识的沟通。这意味着，人们有接受或不接受神示的自由。由于上帝既能够、又不能够把自己降为某种可见之物（又是一个吊诡！），因此他便差遣他的独生子来布讲福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