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这并不等于说，宗教本质上必须还原为一种书写式沟通。事实正好相反，口语作为一种特定的沟通形式，甚至变得更加重要了。这里的核心要点在于，新的书写和阅读工具确实改变了自我指涉隐含于沟通之中的模式和方式。对于在前或在后的另一沟通的指涉开始独立于作为实际事件的口语字词。现在，它独立于在场的人，独立于具体情境，独立于手势和语调，最重要的是，独立于个体和集体的记忆。这成了一个安排、组织文本的问题。不仅如此，书写文本确实保存了被写下来的一切，无论其重要与否。人们不再有必要给可保存的沟通讯息加上特殊标记，如庄重表情或节奏，所有这些原本是宗教意匠的传统方式。它的形式变得可替换了，它并没有变得多余。宗教表达方式原来是口头沟通中自我指涉的一般问题所产生的一个结果，然而现在的情况已经不再是这样了。庄严肃穆成了一个语言选择的问题，因而也就成了一个信仰问题。
因此，把后来发展起来的精致的神学教义学和论证看成是宗教及其专职人员为了能够在字母表面前存活下来而做的拼死努力，就不是不着边际的了。这种必要性成了一种优长之处。三位一体的神学结构被发明出来，并一直成为对此所做的最适当反应：它的内部统一性是通过三个位格同时倾听的口说言词而达成的，而它的外部呈现则适应于作为口语式和书写式沟通系统的人类社会的封闭性。书写的技术装置本身被赋予了神圣性，福音书便是以书的形式而保存下来的，对宗教所采取的这种书本态度又因印刷术的发明而得到强化。现在，每个识字的人都能够获得福音书。教会再也不能将自身呈现为一长串的口头传递过程了，而是必须将自身转变成一个训导和支撑识字信徒的系统。布道并未因此变得多余，但它必须是有新意的布道，不能忽略这样一个事实：宗教信仰系统的一切交叉指涉都已经形成书写和印刷文本可供阅读。
这样，也只有这样，表述宗教的古老方式才能作为一种“崇高风格”而被再度发现。在18世纪，人们沿着这条路线往前走，在崇高与美之间制造了一个差异，以确保宗教（尤其是宗教的可怖性）能够一如既往地找到一些恰当形式，从而保存下来，不至于被可供选择的美学方案所吞没。
识字的一个进一步后果更为重要。字母书写的最直接后果是把语义学与社会结构的巨大差异引入演化过程之中。在某种意义上，由此而产生的问题是由柏拉图表述的，但他的哲学本身却又站在“理念”一边。一般说来，希腊城邦的文献已经意识到意义的分殊领域：尤其是政治和法律、知识和友谊，但这些差异不再代表社会结构，例如，它们低估了经济和宗教。
从那时起，依凭简便的书写和阅读技能，非或然之事的与日俱增的或然性便一直生发出进一步的难题。就一般的社会和特殊的宗教而言，我们必须采取两种不同的方法来对付这个难题，一种方法是语义学，另一种方法则依赖于社会结构，例如教会。这两种方法的差异——教会从来没有成为communiosanctorum（圣徒相通）——是这个问题的一个方面，它也是宗教史、或许还是社会史的一个主要动力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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