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人的使命的无限性，人的彻底的开放性，不断地推动着他敢于面向未来，并盼望从未来得到一个极大的实现。古代希腊人把这样一种态度视为愚蠢。在他们看来，盼望属于引诱人的祸害，潘多拉（Pandora）把这些祸害作为礼物送给了凡人，而柏拉图把盼望称作一个可疑的和危险的秉性。这与希腊人探索的是常住不变的东西，而不是新的东西紧密相连。在他们看来，与奥林匹斯山的和柏拉图的天这些一直发挥着作用的原型相比，与包括了一切个别事物的产生和消亡在内的永恒宇宙的确定秩序相比，世界上的变化并不特别重要。正是《圣经》的预示使未来的新东西一方面变得重要，另一方面变得可以信赖。因为在预示的背后有《圣经》中的上帝的全能和信实。它们激发了走向一个还不可见的未来的勇气。它们使人们充满盼望地在尚未发现的旷野上驰骋，以致从此以后，难以相信的东西不再显得不可能：在西方的历史上，这经常充分表明是完全可能发生的。盼望是一种对此在的合理态度，还是一种极端的愚蠢，最终取决于这样一个问题：即是否存在某种可以盼望的东西超越了死亡。一切暂时的盼望图像按照其意义都受到了不可避免的死亡命运的威胁。就像盼望自身一样，对盼望来说，最严重的障碍也是人所特有的：知道自己的死亡，这也是人区别于其他所有存在物的一个特性。这种知识的产生是由于人不仅能够预期未来本身，而且还能够从经验到的世界出发，回顾自身和自身的未来，就像回顾一个陌生的存在物一样。这样，就从对他人死亡的经验中产生了自己终有一死的确信。这样一来，假如死亡就是终结的话，一切盼望都显得是愚蠢的。因为，盼望一个即使在最好的情況下也只是使人接近坟墓的不确定的未来，该是多么蠢！合理的生活艺术——就用这个词吧——应该对当前的日子感到高兴。然而，这确实是现实主义吗？认真地说，难道不是关于死亡不可避免的认识使充实着我们时光的一切都变得没有意义和微不足道吗？只是在表面上，这种知识被相互交替的工作和消遣中的一种轻松的生活排挤掉了。只有确信自己的未来的人，才能够冷静地面对当前的日子。盼望超越死亡，这是人的本性，就像知道自己的死亡也是人的本性一样。对世界的开放性迫使人去寻找自己的使命，而动物却毫无疑问地尽情享受着自己的使命；对世界的开放性也迫使人超越死亡提出关于自身的问题。因为在此生中，人关于自己使命的问题是找不到最终答案的，而且在任何一种生命形态的整体中，这个问题都没有解决。正如人对世界开放的使命导致人超出世界去思考上帝这一相对者一样，它也迫使人去思考一种超越死亡的生活。这两方面是彼此紧密相连的。人在寻求自己的使命时无限依赖的上帝，也保证了这种使命超越死亡的实现。
因此，不思考一种超越死亡的生活，人就不能够在人对世界的开放性的使命中理解自己。但是，人在这里思考什么，当然不是无关紧要的。每一个人，只要他承认去探索人之为人的意义是不可推辞的，那么，如果他不想在放弃自己判断的情況下去沉醉于没有根据的梦想，他就必须说明，自己此时在想些什么。什么叫做死后的生活呢？关于这种生活的一切虚构的观念最终都是根据某种比喻说出一些无法想象的东西。然而重要的是，这些观念是否适当地表述了引起它们的原因，它们是否客观地描绘了每个人都在寻求的人的生命超越死亡的使命。在这种意义上，是可以对一种死后生活的各种各样的观念进行一番检验的，即检验这些观念在多大程度上符合使它们从根本上富有内容的人类学根源。
在我们西方人的传统中，首先是两种思想领域塑造了对一种超越死亡的生活的期待：希腊的灵魂不死学说和犹太教—基督教的死者复活盼望。我们要看一看，这两种观念与我们由以出发的当代人类学的知识处于什么样的关系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