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伦理角度进行思考的唯一方法，首先在于从非伦理角度去思考。为了达到这个目标，我们必须达到一个场所，在那里，我们的意志自律植根于一种信赖和服从之中，这种信赖和服从不再受指控、禁令和谴责的污染。这个前伦理的场所就是“倾听”的场所；因此，一种存在方式显现出来了，它还不是行为的模式，因而逃避了服从和反叛的两难选择。赫拉克利特说过：“不要倾听我的言语，而要聆听逻各斯。”当言语言说某事时，当它所发现的不只是存在的意义，而是存在本身时，就像诗人那里的情况一样，我们就面对着我们所谓的言语事件：某物被言说了，而我既不是其来源，也不是其拥有者。话语并不像劳动工具和生产工具或消费品那样受我支配；在话语事件中，我什么都不支配；我不为自身强制规定些什么；我不再是主人，我被引导着超越焦虑和关切。服从和自由的同时性起源，就在于这种非主人的境遇之中。我在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中读到：“我们一停留在属于话语本质的一种生存的可能性：聆听、话语与领悟和可领悟的密切关系就变得显而易见了。当我们没有‘仔细’去‘倾听’时，我们就不能‘理解’，这样说绝不是偶然的。倾听是话语的连续……此在倾听，因为此在理解。作为与正在理解的他者一起处在世界之中的存在，此在就关注一种与自己共在的存在，关注它自身；共在的存在一起服从于这个关注法则。”在大部分语言中，服从这个词语与聆听在语义学上相接近，这并非偶然的；倾听（德文是horchen）是服从（gehorchen）的可能性。因此，在话语、倾听和服从之间便存在着一种意义的循环：“这种生存论初始的知识—听觉，使得像倾听这样的行动成为可能，这个行动本身在现象上要比心理学家通常所规定为的听觉，即声音的感受和噪声的知觉，更加初始。这个倾听本身依据的是能理解的听觉之存在方式。”这个能进行理解的倾听就是我们的问题的关键。
当然，关于像上帝的言语这样的话语，什么都没有说过；而这是很适当的并且本来就如此；在这点上，哲学家远没有指出一种言语，真正配得上上帝的言语之名的言语；但是，哲学家可以指出一种存在方式，它在生存论上使得像上帝的言语这样的东西成为可能：“这种确立起与他人共在的关注的和相互间的倾听，是依据下述方式呈现出来的：服从（倾听）和接受的可能方式，或者拒绝倾听、反对、对抗、憎恶这些否定性的方式。”因此，我们首次先于任何道德教育和道德主义，在倾听中觉察到了其他“聆听”方式的根据：听从和不听从。这个倾听（h?ren）包含着一种属于（zugeh?ren），这个属于构成了我设法倾向于加以研究的前伦理的服从。
还不只这些：不仅倾听在生存论上优先于服从，而且保持沉默在生存论上也优先于说话。我们将说到沉默吗？是的，假如沉默并不是缄默不语的话。保持沉默，这仍然是倾听，任凭事物被言说出来：“相同的生存论根据还带来了话语之另一种生存的可能性：沉默。比起滔滔不绝的人来，在对话中沉默的人能更本真地‘让别人理解自己’，即更有助于领悟的展开。对一切以及对空无都有滔滔不绝的言语，这并不保证人们能让领悟有所增进；相反，无穷无尽的闲谈会遮蔽人们所认为领悟的一切，并导向一种虚假的清晰性，也就是，平庸化的非领悟……只有真实的话语才能使本真的沉默成为可能。为了能沉默，此在必须有什么可说，也就是，此在必须具有一种关于自身的本真的并且宽广的显露；正是在此时，沉默才获得其意义并摧毁‘闲谈’。作为话语方式，沉默如此原始地与此在的领悟相联系，使得沉默能创立本真的知识—倾听以及清澈的相互共在。”在此，我们看到，沉默是倾听和服从的起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