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如何进入这条道路呢？我们可能想直接走到目的地，并且给予这个旅程的最后阶段一个既新颖又古老的名字：信仰。其实我在导论里已经大胆地说过，在那里我已经谈到宗教与信仰之间由无神论作为中介的辩证关系；但是我也说过，哲学家不能推进到这么深远，推进得这么快：只有一个具有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那样的力量和自由的说教者，先知的说教者，才既能彻底地回归到犹太和基督教信仰的起源，又使这个回归成为我们时代的一个事件；这个说教将会既是最源初的而又是后宗教性的。哲学家并不是这个先知的说教者；他至多是克尔凯郭尔用以称呼自己的“宗教诗人”；他想象着一位先知说教者，这位先知为今天实现了先于所有律法而存在的出埃及记的信息：“我是上帝，我曾经领你从奴役之地埃及出来。”他想象着一位先知，这位先知只传达自由的信息，而不称说任何的禁令或谴责，他会讲道说十字架和基督的复活是创造性生命的开始，他也会从圣保罗在福音书与摩西律法之间设定的二律背反中得出所有对于我们时代的结果；根据这个二律背反，罪本身与其说显得是禁令的违犯，还不如说显得是处于恩宠之下的生命的反面；因此，罪意指着处于律法之下的生命，也就是，那仍然受制于律法、违犯、罪行和反叛恶性循环中人类生存的存在方式。
哲学家并不是这个先知的说教者；这出于几个理由：首先，因为哲学家属于干旱和饥渴的时代，在这时代中，基督教，作为文化制度，仍然是“民众的柏拉图主义”，一种圣保罗意义上的律法。其次，虚无主义的历程还没有到达其尽头，甚至可能还没有到达其顶峰：应用于已死诸神上的哀悼工作尚没有结束，而哲学家正是在这中间时间段从事他的思考。再次，哲学家，作为一个负责的思想家，处在无神论与信仰之间的半道上，因为他不能满足于将以下两者简单地并置在一起：一是那废除已死诸神偶像的还原性解释学，一是积极解释学，这种积极的解释学应成为先知和原始基督教共同体的圣经宣教之回忆和再现，这回忆和再现超越了道德神的死亡；哲学家的责任是要思考，即在现在的二律背反底下进行挖掘，直到发现那使得宗教与信仰之间通过无神论的中介成为可能的询问层面。这个中介必须是一条漫长的迂回途径；它甚至可能看起来是一条歧路；海德格尔把他的一些论文题称为《林中路》，即林间小径，它们也许除了通向森林本身和伐木工人的劳动以外，什么地方都不去。
我打算在这条崎岖的道路上，在这条因而也许是海德格尔意义上的林中路上，迈出两步。
首先，我想考察我与言语的关系——与诗人或思想家的言语的关系，甚至与所有言说出、揭示出存在者和存在的一些东西的言语的关系。在这种与言语、与所有有意义的言语的关系之中，包含着一种完全缺乏伦理反响的服从；因此，正是这个非伦理学的服从能引导我们走出价值理论的迷宫，这价值理论可能就是哲学的溃烂之处。
我们必须承认：在价值起源的问题上，哲学现在完全陷于僵局之中；我们被谴责为在价值的不可能创造与价值的不可能直观之间左右摇摆；这理论失败体现在服从与背叛的实际二律背反之中，这个二律背反影响到日常的教育学、政治学和伦理学。假如在这个层次上无法作出任何抉择，那么，我们就必须折回，摆脱僵局，尝试以一种非伦理的研究去探讨自律和服从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