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采和弗洛伊德的批判功能，是要使那康德哲学的伦理神曾嫁接于其上的义务原则，服从于一种能消除这个原则的先天特征的回溯性分析。还原性解释学为一种所谓先天的谱系学铺平了道路。同时，那原来似乎是一个先决条件，即义务的形式原则，现在显得是一个被隐藏的历程的结果，这个历程诉诸那植根于意志之中的归罪行动。于是，具体的归罪显得是形式义务的真理。归罪不能通过那把先天与经验区分开来的反省哲学而达到；只有解释学方法才能够揭示义务根源处的归罪。通过用一种语文学的和谱系学的方法取代像康德的范畴分析那样的单纯抽象的方法时，还原性解释学在实践理性背后发现了本能的功能，恐惧和欲望的表达；在所谓的意志自律背后，隐藏着特殊意志、虚弱意志的怨恨。就像尼采所说的，幸亏这种解经学和谱系学，道德的上帝就是归罪和谴责之神。这就是已经受挫的神。
因此，我们就被引导到第二个问题了：谁是凶手？不是无神论者，而是栖居于理想核心处的特殊虚无，是超我的绝对性的缺乏。道德之神的谋杀者不外乎是尼采所描述的一个文化历程，虚无主义的历程，或我们可以与弗洛伊德一起用心理学术语加以表达的应用于父亲形象的哀悼工作。
但是，当我们转向第三个问题：“哪种威望掌握着那宣称这个道德神之死的言语呢”时，一切都立即成为问题了。我们相信我们知道哪个神死了；我们说过：是道德神死了；我们也相信我们知道死亡的原因：形而上学通过虚无主义所致的自我毁灭。但是我们一设问：这是谁说的？是疯子？是查拉图斯特拉？是疯子查拉图斯特拉？一切都又变得令人疑惑了。也许。至少我们可以消极地说，这并不是一种思考的证明方法。“手持铁锤的人”只拥有他所宣告的信息的权威：权力意志的最高权力。除了这个言语所能开启的生命的新种类，除了对狄奥尼索斯的肯定，除了命运之爱，对“相同之永恒轮回”的接受，没有什么能证明这一点。不过，唯一能赋予其否定性解释学以权威的尼采的这种积极哲学，仍然埋藏在尼采在自己四周堆积起来的废墟之中。也许没有人能生活在查拉图斯特拉的层面上；尼采自己，手持铁锤的人，也不是他所宣告的超人；他对基督教的抨击仍陷于怨恨之中；反叛者并不且也不能处于先知的层面上；尼采的主要工作，仍是对归罪的归罪，仍然达不到对生命的纯粹肯定。
这就是我为什么会认为，什么都没有被决定，在尼采之后一切都还是开放的。在我看来在尼采之后被封闭的唯一道路似乎只是存在论—神学的道路，存在论—神学在道德神中达到顶峰，从而被构想为关于禁令和谴责的伦理学的本原和根据。我相信我们从此便不能恢复这样一种道德生活的形式了，这种道德生活呈现为对戒律，对一种陌生的或至高无上的意志的简单服从，即使这意志被表象为神圣意志。我们必须接受怀疑学派对宗教和伦理学所展开的批判的积极性价值：我们从这个批判中学会辨认，即在那给人死亡而不是生命的戒律中辨认出我们的虚弱的产物和投射。
2.现在，问题以前所未有的迫切和令人困惑的方式被提出来了：我们能从无神论中认识到无论什么样的宗教意义吗？假如我们在狭义上来理解“宗教”一词的话，即宗教是人类与神圣之危险力量之间的古老关系，那当然不能；但是，假如确实“只有道德神才被拒绝了”的话，那么还是有一条道路敞开着，充满着不确定性和危险性。我们现在设法探索这条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