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可以在《善恶的彼岸》和《道德谱系学》中读到的这种对宗教的著名批判是弗洛伊德所说的超我之最好的引言。超我也是一种理想构建，禁令和谴责就源自于它。于是，心理分析以它自己的方式成为一种解经，使我们能够在道德意识的正式文本背后去阅读俄狄浦斯戏剧，心理分析也是一种谱系学，它把包含在压抑中的能量与借自于原我，即借自于生命深处的力量联系在一起。以这种方式，被提升到自我之上的超我，成了一个负责观察、审判和判决的法官、一个“法庭”。超我被剥除了其绝对的外表；超我似乎是一种被衍生的和后来获得的制度。当然，弗洛伊德还有一些尼采所没有发现的洞见：伦理意识之化约为超我，乃是源自于被应用于强迫性神经官能症、应用于忧郁症和道德受虐狂的临床经验与一种文化社会学之间的聚合。据此，弗洛伊德才能构思我们所说的责任或良心的病理学。而且，关于神经官能症的发生也向弗洛伊德提供了一把钥匙，以便依据发生的术语来解释民俗学之被认可的图腾和禁忌现象。弗洛伊德认为我们的伦理的和宗教的意识都起源于这些现象，这些现象显现为一个取代历程的结果，这个历程诉诸那承袭自俄狄浦斯情结的父亲之被隐藏的角色；个体的俄狄浦斯转而充当了那种属于人性考古学的集体俄狄浦斯的模式。律法体制因而关联于一个原始戏剧、著名的弑父戏剧。但是，我们很难说这是否只是心理分析的神话、“弗洛伊德的神话”，或者说弗洛伊德是否真的成功地发掘出了诸神的彻底起源。无论如何，即使我们这里只能把握弗洛伊德的个人神话学，它仍然表现了一种与尼采在《道德谱系学》中的直觉非常接近的直觉，也就是说：善与恶是通过投射到贫弱和依赖之情境中而被创造出来的。但是弗洛伊德有某些他自己的说法；重估，我们称之为颠覆之颠覆，不应该仅仅经由被尼采称作虚无主义的文化检验的焦虑，而且还要通过弗洛伊德在《达芬奇的童年回忆》一文中所说的“弃绝父亲”（renonciationaupère）这样一种个人拒斥；这个弃绝可比作于弗洛伊德在别处所谈到的哀悼过程，或确切说哀悼工作。据此，虚无主义和哀悼是两条近似的道路，经由它们，价值的起源被唤醒了，即被归还给权力意志，被放回到与死神永远搏斗着的爱神上去了。
假如我们现在要询问这种无神论的神学意义，我们首先必须问哪一种无神论被这样提出来了。大家都很熟悉《快乐的科学》中疯子的名言：“上帝死了。”但问题首先是要知道哪一个神死了；其次，假如这死亡确实是一桩谋杀的话，我们必须追问是谁谋杀了上帝；最后，哪一种权威性属于那宣称这个死亡的言语。正是这三个问题使得尼采和弗洛伊德的无神论与英国经验论或法国实证论的无神论对立起来，后者既不是我们所说意义上的解经学，也不是谱系学。
哪一个神死了？我们现在可以回答：形而上学的神和神学的神，就神学建基于那关于第一因、必然存在、第一推动者的形而上学之上而言，而这些是被视作价值的起源和绝对的善；借用海德格尔在康德之后所造的词，我们说这是存在论—神学的上帝。
这个存在论—神学在康德哲学中已有其最高的哲学表现，至少涉及伦理哲学时是如此。我们知道，康德把宗教与伦理学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把意识的戒律看做上帝的戒律，这是宗教最初的功能。当然，根据康德的说法，宗教由于和恶的问题、自由的实现、意志和本性在伦理世界中的总体化相关联，宗教还有其他的功能。但是，由于依赖被设想为至高无上的立法者的上帝与理性的律法之间存在的初始关联，康德仍属于形而上学的时代，并仍坚信其在理智世界与感性世界之间作出的根本二分法。
